第三只慧眼 [复制链接]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第三只慧眼
王宝亘
有人说共产党员老花有“第三只慧眼”。这要从老花上任后的三把火说起。
老花，全名花士瑛，６０年代初，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他才华出众，经历坎坷，５６岁重返故地，走马上任。此时的他，纵有十八般武艺，终是韶华已过。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能否力挽狂澜，引人注目。老花所担纲的企业，是驰名海内外的广西贵港甘蔗化工厂，号称中国“糖王”，占地面积１５２万平方米，日榨甘蔗万吨，商誉卓著，是我国不仅规模最大，而且经济效益最好的综合性制糖大企业之一。中国“糖王”向何处去，自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第一把火点着了。提高收购价，给蔗农好处。开始，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兴师动众。然而，反应却像滚开的水，沸沸扬扬，议论纷纷。
有人告状了：厂里１５００多万人民币呀，就凭花老板脑瓜一热，就揣进了别人的腰包。
左邻右舍的糖业同行，也呱哒下老脸：您这么一干，不是砸我们的饭碗吗？
这些非议，不管老花听到没有，他一开始就想到了，但他别无选择。他告诫自己：不能犹豫，只能这样做，要义无反顾！
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一些好心的朋友踢破了他家的门槛，磨破了嘴皮。夜深人静时，老花的耳畔也不时响起他们的忠告：“活到这把年纪，就得求一个‘稳’字，有害国家的事不干，有可能伤害自己的事，也千万不能干哪！”这一次，老花还是没有听劝。于是，他在百忙中，千方百计挤时间，带领一班人走乡串镇，冒酷暑，顶烈日，奔波在蔗林阡陌之中。终于，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构想在老花心中成熟了……
老花早在１９６４年就来到坐落在桂东南西江之滨的“贵糖”，后来做了行署专员助理，也分管种蔗。他是在这方热土上滚大的，深知蔗农的艰辛与不易。有人猜测，花士瑛早就想让这里的父老乡亲得到应有的回报。于是他上任不久后就断然把甘蔗收购价一提再提。只此一项，“贵糖”今年就将多付给蔗农１５００万元！下一年预计将多付２５００万元，非难与责怪就自然从这里开始了。当一位老“贵糖”义正辞严质问花士瑛，如此吃里爬外，究竟想干什么的时候，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憋在心里的话如同地下熔岩喷涌而出：“……你们见过别的地方几个全国性大糖厂连续破产时的惨剧吗？你们见过几十岁的老厂长痛哭失声的惨景吗？一个个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型制糖企业怎么说垮就垮了呢？是领导无能？是工人不好？都不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原料，收不上来甘蔗！原因很简单：农民种蔗不挣钱！我们提高收购价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发生在别的地方制糖业大衰败的悲剧不再重演！”
老花在较量中自己也明白了，光有提高收购价格的办法还是不够的，于是，他在大会，小会上苦口婆心地叮嘱，要把蔗农敬为衣食父母，把他们放在心上。有这样一个故事，几个种蔗姑娘，不知为什么赌咒发誓，再也不种甘蔗了。老花急忙了解情况，原来是在捆扎甘蔗时姑娘们又被竹篾划伤了手指。这事使老花沉思良久：收购的甘蔗必须用竹篾捆扎，这是老规矩了，虽有长处，但既不经济，效率又低，伤了手的事也时有发生。“为什么没有想到蔗农的难处呢？”老花自责之余断然做了可以用蔗叶替代竹篾捆扎的决定。蔗农闻讯，奔走相告。“工人老大哥心里有咱蔗农！”被某些人淡漠了的工农关系，渐渐由冷转暖。
接着，“贵糖”推出了十万亩吨糖田计划，提出了把原料蔗生产基地作为企业“第一车间”建设的构想，在地、市多方支持下，一系列新举措接连出台：出资５００余万元，为蔗田兴修水利、增加化肥投入；与所在乡镇政府协商，减轻蔗农负担，不再收缴多种费款；改变种蔗季节，开辟冬植蔗田十万亩；鼓励乡、村两级政府抓好甘蔗生产，设奖金三等，最高达８０００元；逐步吸收种蔗大户为“贵糖”股东……果然，贵糖的行动，成了最有感召力的无声动员。其中所包容的情感力量，足以撞击种蔗人的心扉，翻涌起他们的热血。
一个叫倪济光的７６岁老人，便是被感召来众多人中的一位。他毅然放弃酒坊经营，带着十万元血本来开荒种蔗，如今已发展为种蔗专业大户。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贵糖第一车间甘蔗种植面积的统计表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原本向下的箭头，终于昂起。
无疑，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时代。当一些企业家用两只眼睛全神贯注地盯准了效益时，老花却不仅此，他又睁开了不只传说中二郎神有的第三只慧眼，让人们把企业的源、流、本、末，今日与未来，透析得清清爽爽。
有位曾经想不通的职工对老花说：“现在我懂了，榨糖不能无蔗，蔗是贵糖的源和本。”老花却又反问：“蔗又是哪儿来的呢？”那位职工先是一震，终于彻悟道：“人！贵糖的源，最本质的还是人！”是啊，凡成大业者，哪个不以人民为本、为贵、为尊呢！几乎是同时，花士瑛的第二把火、第三把火也相继点燃了：“面向全国重奖诚聘百名人才”；“推进股份制的改造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人们渐渐发现，老花参与点燃的每把企业改革之火中，无不闪烁着现代企业家思想的璀璨火花，自然，也同样都面临着每个现代企业家都可能承受的八面来风，四方来雨的洗礼。每谈至此，老花异常冷静地说：“我从小就有一个毛病，只要认准了利国利民的事，再大的代价我也要付出，还是那四个字：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