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儿女又攻坚——安徽篇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大江东去系列报道之五

　　江淮儿女又攻坚
——安徽篇
本报记者班明丽龚雯刘杰
１５年前，凤阳小岗村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一纸契约上按下手印，私盟“分田到户”。他们做梦也未料到，正是这鲜红的手印，揭开了以大包干为序曲的中国经济改革序幕。
历史往往在瞬间创造辉煌。今天，当新一轮改革的接力棒从沿海传向内地时，这一千古不逢的机缘又落入了安徽人手中。穿行于初夏的江淮大地，记者无时无处不为这里发生着的一切所惊喜、所感动。那雄伟奇幻的黄山诸峰，浩淼无垠的滔滔江河，再次向世人证实了安徽人开阔的改革视野、奔放的改革气势和稳健的改革步伐，一场空前的攻坚战，正在大江两岸推进。
省领导用６个字概括了全省深化改革的风貌：“敢干、会干、真干”。其胆魄，其声势，不亚于当年风起云涌的“大包干”。
爬出“锅底”驶入经济“快车道”
从改革深处捕捉新的发展机遇
铜陵，矿产丰饶，“八宝俱全”，改革开放以来赢得了快速发展的第一个１０年。但“七五”之后，高投入并没有带来高产出，换得的是企业固定资产债务增多；主要经济指标没有提高，反而出现惊人的下降。９个省辖市中，“铜老八”的帽子迟迟摘不掉，资源财富成了资源包袱。
两年前，那场轰动全国的经济思想大讨论使铜陵醒来，他们重新审视自己，认识到发展固然要有投入，但投入只能改变硬环境，用改革思路突破软环境，才能把投入化作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优势。铜陵端正了发展的方法论，靠改革使经济结构得到调整，投入产出很快走上了良性循环轨道。而今，这座铜都已跻身全国首批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之列，昂首立于攻坚战的前沿。
铜陵之路，可算是安徽省的一个缩影。铜陵需要醒来，整个安徽又何尝不是如此！
记忆里，安徽是典型的“一穷二灾”。穷——“凤阳花鼓戏，淮北耍猴人”是要饭的别名，农民人均收入在全国的排序一度逐年后移。灾——沿淮六县１０年有９年泡在水里，１９９１年的特大洪涝大伤了安徽元气。沿海开放，中西部扶持，安徽似乎哪头都搭不上，哪头的优惠政策都享用不到。
实际上，在内陆省份里，“近海沿江”的区位优势，恐非安徽莫属。如果将长江流域比作横轴，将京九干线比作纵轴，安徽恰好位于这一纵横轴的交点。长江入皖已是下游，流程４０６公里，史称皖江，水面宽阔，水势平稳，水运便畅，自古“千樯鳞次，商贾翔集”，素称黄金水道。沿江东下，可连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经济区；溯江西上，可接以武汉为龙头的华中经济区。江畔有马鞍山、铜陵、安庆等国家一类口岸和第一座现代化煤港裕溪口，千年商埠芜湖则是长江最西端一个可泊万吨轮的深水良港。东西梯次之间，皖江真正是承上启下。
南北交汇的地理位置，带来多种类型的气候特征，使南北农作物兼而有之，各种矿藏在此聚集。黄山、九华山以及多姿多彩的徽文化群，更是人们享之不尽的旅游资源。“古今才俊，江东居半”，仅在近代，徽商就曾称雄商界３００余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清代经济学家王茂荫即是皖人。现在，省会合肥系我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大学生比例占人口１３％，居国内城市之首。以“超深圳速度”发展的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里，更是群贤荟萃。
安徽人喜欢排座次。改革开放１５年，安徽经济也在迅速发展，但得天独厚的优势并未使之在中国版图上光彩四溢。在华东，安徽经济实力近乎“锅底”。全省５８００多万人口，人均财力１２０元，乃全国倒数第一，比西藏还低，而上缴利税却居全国中上游水平。长期以来，安徽都服从国家计划，履行“农业大省”、“调拨大省”职责，仅商品粮每年就平均上交国家２５—３０亿公斤，挂帐３０亿元。直到１９９２年，省计委项目库中还保留着８０％以上的煤、电、水泥等高投入项目，市场竞争性项目仅占１０％左右。计划经济，把一连串苦果扔给了安徽。
“再不发展，我们无颜对江淮父老！”他们曾企盼过国家给投资，在安徽境内摆大项目。没有等来。他们又一次体味到“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内涵，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把发展推上健康的轨迹。
围绕实现“开发皖江，呼应浦东”，发展“一线（沿江四市）两点（合肥、黄山）”的全方位战略，安徽开始注意随时捕捉深化改革的每一个机遇。马钢搭上股份制改造的“头班车”，是他们硬挤上去的；铜陵幸运入围全国首批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是他们靠自身改革的小环境硬争来的；还有合肥郊区的“安徽第一村”——王大郢，没等安排，就从市长手里“抢”走了土地制度改革权，两年间产值翻了７倍，引得广东省委书记亲自跑去取经……
挤、争、抢，安徽人的改革机遇意识，由此可窥一斑。去岁，安徽国民生产总值增速２２％，居全国第三位；今年１—５月，工业增幅达２５．４％，跃居全国第二。东西南北，无不对这匹驰入快车道的“黑马”刮目相看。
装修旧房往往比建造新厦更为艰难
以市场经济思路寻求突破斩关夺隘
“把一栋旧房装修成现代化的新房，往往比新建造一座大厦更为艰难。”马钢股份有限公司李宗泌总经理谈起他们股份制改造一举成功时，感慨万千。
这个历经４０年风雨、包袱沉重的国有大型企业，直接改造为国际上市公司的现代企业，一下跨越了几个台阶，难度可想而知。
一个突出难点是向境内外发行股票。难在其做法既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又要同国际市场接轨；既要符合中国法律要求，又要合乎在境外上市所在地的规则；既要依国际惯例行事，又要从中国实情出发。马钢人说，再难也要循着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往前走，这就像钢铁生产中的“不可逆反应”。他们始终抱定一个原则：高标准、高起点、高质量、规范化，精心组织推进。结果，几个月内筹资６４亿元人民币，为今后３年公司产钢规模达到４００万吨提供了可靠基础，被国外肯定为１９９３年度全球新兴股票市场最成功的上市公司。
还有一个难点是改制。马钢人说：“发股不难转制难。改制搞不好，股票上了市，企业也还是照片底版——原来的样。”为此，他们解决了８大难题，对企业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外科手术——改制重组。为了科学评估资产，在请境外有权威的中介机构评资之前，他们投入３０００人全面清产核资，一堆一堆地测量原料，一份一份地重新确认２．５万份合同，呆帐、挂帐一一清理。马钢的通力配合使中介机构顺利、公正地完成评估任务。资产评估前，划入股份公司的净资产为２７．３亿元，评估后入股为４０．３亿元，增值率为４８％。
马钢仅仅是一例。同时，“美菱”、“皖能”的企业改制也一炮打响。去年８月，省委、省政府还组织三路人马，对芜湖等沿江四市的企业改革进行了理顺产权关系调查。目前，全省已有４００多家规范的股份制企业，国有大中企业亏损面越来越小。
１９９３年８月５日，省委书记卢荣景在报上撰文《推荐一个产权改革的好典型》，肯定灵璧县运输公司改革企业制度的经验。之后，集体企业机制被引入国有工商企业，兼并、租赁、破产、拍卖等等改革，使国有中小企业也日趋活跃，９个地市的２０００多户企业跨入这一试点队列。被称为继“大包干”后的农村第二次革命——股份合作制，也在改变着“吃改革大锅饭”的弊病，给乡镇企业注入勃勃生机。黄山市把股份合作制引入林业生产中，加快了山区奔小康的步子。还有渔、牧业的股份合作、科技文化的股份合作等等，也应运而生。
我们接触的企业在改制中，对评估资产很重视，他们都在探讨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判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掌握的关键是把资产的帐面数字和实物的价值形态结合起来，算动态的活帐。二是如何科学地评估国有资产的价值？已经改制的企业感到，把国有资产估低，会使其受损，而高估也会造成企业成本高、效益低的后果，影响资产升值，不能以为国有资产评估得越高越好，过低和过高两种倾向都要防止。为此滁州等地还成立了专门的评估中介机构。
安徽的配套改革也在加快节奏。芜湖等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仅确定了合适的模式，而且昔日“五马分肥”的管理机构能够丢弃怕失败、怕失位、怕失利思想，顾全大局，将保障金集中于新的统一机构——社会保险局。
改革中，计划经济的反作用力，在与市场经济相抗衡，遇到困难，走回头路很容易。解决难点，推进改革，就要时时警醒并战胜计划经济的影响。
物价，是改革的又一只拦路虎。１９９２年以前，在全国３５个大中城市中，合肥物价指数偏低，位次曾徘徊在第３２位左右，可市长钟咏三心里并不踏实。他认为，物价水平低固然有利于市场稳定，但也说明经济水平和消费水平不够高。去年合肥物价指数升至第４位，他们反倒很冷静，一方面为物价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使合肥综合经济实力打入全国５０强而欣悦，一方面引导市民正确认识价格改革，抓群众的“菜篮子”，切实帮助特困企业职工度过难关。他们说，这叫“不靠粮本靠市场”，终于挺了过来，没跑回头路。在他们看来，物价改革的台阶迟早要爬，今天不爬，留下一级，明天就要爬两级、三级。
汪洋，这位３９岁的常务副省长论及物价改革时说：“物价指数一高，有人就希望政府出面用行政手段干预，计划经济的办法，熟门熟路，易于做到。搞市场经济要求人们动脑分析，物价高在何处？什么原因？有何利弊？怎样去管？”安徽物价指数高，是因为以前指数偏低，绝对增长水平并不一定最高。去年安徽经济增幅走在全国前列，不能说没有价格的合理作用。“价格较高，老百姓承受有难处，要采取其他办法解决，不能把整个物价人为地压低，纳入到计划经济的旧轨上去。”安徽在物价改革上坚持“大胆地向前走”，具体过程中每一步则深思慎行，决不“痛快一阵子，痛苦一辈子”。
着眼点在于构筑一个新的机制
既要有“船”“桥”也不可缺“桨”
如果说，产权改革是为了明晰政府与企业的财产所有关系，促使企业以资产所有者的更大积极性和更充分的自主权，把财富“蛋糕”做大，那么，今年元旦起运行的新财税体制改革，则是为了分清中央与地方在财税收支上的权力关系。换言之，当财富的“蛋糕”做熟以后，中央与地方应当怎样切？怎么分？
这一更深层次上调整利益格局的改革公之于世时，明眼人敏感地发现，新财税体制切给中央的“蛋糕”得到了强化。有些人因此困惑甚至一筹莫展：这会不会损害地方的利益和积极性？安徽亦不例外。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关系重大的改革若明若暗，不甚了了。
不懂不钻，如何改革？省领导在思考。当改革方案还停留在少数领导干部的文件柜，或财会人员的计算机屏幕上时，书记卢荣景和副省长汪洋已轻车简从，分赴江南、淮北８个地市，和各级干部、企业家们细算财税帐，从中领会消化政策精神。最终“算”倒了很多人，说服了很多人。卢荣景向记者介绍当时情景时，颇为自豪地说：“财税改革我已经琢磨透了，现在谁也别想‘唬’住我喽！”
他们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尽管新财税体制统一税率，对地方有新的压力，但获得的最大好处是：公平竞争权。眼前算帐，安徽也没有占到便宜，可他们说，税率平等，使我们终于和沿海地区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对计划经济体制持续时间长、上交多留利少的省份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霖。
其二，安徽的同志吃透政策后说，虽然新的财税体制对确保中央财政有利，不等于一定对地方财政有害。它的核心在于理顺财税关系。汪洋对此作了一番解释：过去在减税让利时期，地方政府想藏富于企，便违反税法搞减免；而要办大事好事没钱，又不得不扭头向企业要钱，违反《企业法》搞摊派，“有理的没去收，无理的到处拿”。政府两头想做好事，两头都当被告。新税制划开税种，谁家的钱装谁家口袋，该谁干的事谁掏钱，对中央对地方都有利。
安徽很早就向中央表态：赞成这一改革。并在全省鲜明地提出一个观点：“财税体制改革政策‘含金量’很高，学深钻透，灵活运用，就可以在新的利益格局中既保证中央财政，又谋取到自己的份额。”省里强调，倘若对改革政策一知半解，贯彻中就会对中央政策不敢用，地方政策不会用，就要丧失发展机遇。现在，各地都在学政策，找活力，从“以税养税”转入“以财养税”的发展战略。
纸墨之乡宣城，是省里唯一的财政连续１０年无赤字地区。行署副专员冯百研告诉我们，新财税体制运行以来，他们也曾担心财税下降，但今年头５个月以４２．１％的幅度增长，使他们充满信心地要创造出连续１１年无赤字的新纪录。为此，全地区正在按照新的要求梳理发展经济的整体思路。不仅要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这块大“蛋糕”再做大，还要把地方享用的小“蛋糕”做好。比如，农业特产税留给地方，就要鼓励开发符合优质高效的农产品；比如，营业税留在地方，就多发展第三产业，等等。
在这里，人们没有把新财税体制视为简单的算帐制度改革，而是把它确定为一个以财税为龙头发展经济的新机制。改革，期待的正是这个新体制的创立。
我们在安徽采访中还发现一个特点，不论改革走得快些或慢些的地方，都注意把改革的大政方针具体化，工作做细致，有人称为“找接口”。各项改革的新政策都有一个如何与老政策衔接的“口”；中央立足于全国确立的大原则如何与千差万别的地区情况衔接的“口”。他们说，如果上边怎么讲，下边照本宣科大而化之地简单往下贯，说改革已经“到位”是假话。
阜阳，曾被称为安徽的“西伯利亚”。它的土地制度改革的套路，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如何与以往的土地承包３０年不变制度衔接，作了有益探索。首先是地区领导根据省里的总方针和本地实情，把土地制度改革内容、方法具体化为“一不变”、“两割断”等农民一看便明的几句话，每句话都有详细的要求和操作步骤。这还不算，每个乡镇又另外列出１００多条细则，包罗了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及其“解药”。在坚持大原则前提下，只要农民满意就是好办法。这样，有问题不出乡镇即可按条款得以解决。阜阳这个１０００万农民、１６００万亩土地的大区域内，仅几个月就圆满完成了重新鉴定土地承包合同的任务，地、县两级政府没有接到一起农民上访告状。
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既要有大政策的“桥”和“船”，也要有小政策这只“桨”，才能把改革之船推向彼岸。
改革有热有冷有快有慢却没退路
整体推进尚需各方协调上下联动
在健康发展的势头中，安徽的改革也不平衡，有的地方是上热下冷，有的又是下边动作快上边相对迟缓；经济状况好的地区热情高涨，而困难较大的地区步履维艰。各级党政部门正在边改革，边总结，分门别类地加以指导，以求更大实效。
改革先行地区身历酸甜苦辣之后，也反映出一些隐忧和希冀。比较集中的是，宏观管理部门的改革怎样更好适应整体推进的需要？他们认为，今年出台的改革措施，来自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较多，有的改革亟需上下一起动，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如果步伐进度不协调，“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下动上不动，动了也没用。”
也有的提出，财税体制改革尽管使“减税让利”成为历史，但仍没有背离“放水养鱼”的内涵。只是放出的不是一税一利的“水”，是一个机制更活的“水”，这一池新水要养出更多更大的鱼。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鱼”，就是国家财税的源头。因此，还应继续警惕借加强宏观调控之机，变相损害地方或企业利益的行为。
统一税率为社会和企业提供了平等竞争环境，但也不可否认的是，以往效益不好或严重亏损的企业，难以承受同一税率；进行股份制改造给了企业一个提高资产增量的机遇，但不少企业存量资产陈年老帐的历史包袱难以卸下。怎样既注意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又从实际出发妥善消化这些历史包袱，在一些地区尚未找到好办法。这就提出一个共性的问题：改革既明确政策，统一规范，又要以务实精神解决历史矛盾，这样才能保证政策的贯彻执行，取得攻坚战的胜利。
许多试点地区和企业希望有关方面对改革中存在的困难，给予更多的指导。
　　　　　　　　　　　　　　　　　　　
从大包干到产权改革，从单项突进的外围战到整体推进的攻坚，安徽人始终展现了敢占风气之先的开拓精神，要跨越新的险阻，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开拓。正如滁州市长陈天庚所说：“改革已经上了高速公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人们对改革的重大政策很关心，期望改革走得快一些，稳一些，怕的是改不好，老百姓承受不了，但没人愿意再走老路。
当此关头，我们欣喜地看到，安徽的各项改革在紧锣密鼓中正初显成效：继马钢等３家之后，又有扬子、古井几家企业将进军股市；在号称“三大片”的淮北、皖东、皖西，一场“从凤阳到阜阳”的农村改革正向纵深拉开。省长傅锡寿说，今后几年，安徽还将投资５００亿元开发皖江经济带，为改革的洪流推波助澜。
皖江摆开新战场，江淮儿女又攻坚。从“锅底”走向明天的安徽，终将以前无古人的襟怀和气概，为中国改革向内陆延伸，为长江经济带的振兴，再创一个新的辉煌。（附图片）
压题照片：黄山西海大观
上图：长江流域第五大港芜湖港已于1992年5月对外籍轮开放，建有3个5000吨级海轮泊位。　戚良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