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斯大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谷力虹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出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大量印行是我国人民的最大的幸福。在过去三十多年以来，我国人民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指导下赢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后我们将继续依靠它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战胜法西斯，指导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运动，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新的高峰。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也献出了崇高的智慧。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学习斯大林的著作，如同他们不断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样。正是因为坚持了这个学习，中国共产党才茁壮地成长和发展起来。
斯大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三十年前。
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斯大林的著作，便是他的杰出的理论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这本书的介绍者是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同志和蒋光慈（蒋光赤）同志。我们可以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看到蒋光赤译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即“论列宁主义基础”第六章“民族问题”），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一号上看到瞿秋白摘要译述的“列宁主义概论”一文。此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一○六期上，也开始以“列宁主义的理论及实践”为题，分期译载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的第一章至第四章。由于这一著作的单行本已于一九二六年初在广州出版，该刊乃停止续载。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期间，斯大林的著作便这样开始通过革命的进步的刊物、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刊物和各种铅印的油印的小册子，公开地或秘密地逐渐广泛地被传播着，指导和鼓舞了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由于长期的战争和白色恐怖，这些刊物和小册子只有极少数被有心人留存下来。这些书现在已成为中国革命历史文物的一部分和中国人民出版事业的珍贵的纪念品。
从这些纪念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论列宁主义基础”的单行本，以及后来这一著作和“论列宁主义底几个问题”合编在一起的单行本，先后在许多地方以各种不同的版本传播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人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科书。在不少场合，这一著作被郑重地出版，例如“新青年社”出版的“列宁主义概论”（即“论列宁主义基础”）的一九二八年的再版本（初版于一九二七年）的扉页上，就印着“贡献这个译本给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这书还曾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被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政治部重印，在红色根据地普遍发行，用来纪念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开幕。上述两个著作的合编本，曾于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当时用了“列宁”（世界科学研究会丛书）这一书名。一九三三年二月，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用“列宁主义概论”这一书名重印了这个合编本。这本书用福建土纸印了一万册。
在苏联共产党获得恢复国民经济的决定意义的胜利之后，把苏维埃国家引上新的历史阶段的斯大林的重要著作——“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当时曾立即被介绍到中国来。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二月一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出版的“工人之路”日刊第二一八、二一九期上，和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期上，就都刊载有这一报告的摘要，前者标题为“苏联经济状况与其应行政策”，后者标题为“苏联政治经济概况”。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十六次、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在发表后就迅速被翻译出来。其中“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在当年（一九三四年）便由上海中国书店出版了。
斯大林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著作，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重要指导文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上海扬子江书店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译本。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再论民族问题”两文，也在一九三三年译出。在此以前，还有一种辑译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人著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出版者是“新青年社”，时在一九二七年。
在上述时期中，斯大林的其他重要著作，也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来。我们可以举出如下几个例子。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日出版的“列宁青年”第一卷第二十三期，译载了“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即“时事问题简评”第二部分“关于中国”）。同年十月出版的该刊第二卷第一、二期上，又连载了“苏联工业化与反右倾斗争问题”（即“论国家工业化与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文。
一九三○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译载了“大变化的一年”（即“大转变的一年”）。
一九三○年二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译载了“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农业学家会议上的演说词”（即“论苏联土地政策底几个问题”）。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三十二期，译载了“论布尔塞维主义史中的几个问题”（即“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出版的“青年实话”周报第三卷第三号，译载了“青年团的任务”（即“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一文。
上述书、刊，大都是在严重的战争环境和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出版和发行的。广大革命人民热爱斯大林的著作，他们用各种办法来翻印它。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瑞金中共闽浙赣省委印行的“斯大林论列宁”这一小册子，就是用土纸单面油印的，书末附有斯大林传略。
一九二六年，在苏联出版了斯大林的文集“列宁主义问题”。本书在此后十多年中成为斯大林著作中传播最广的书。一九三四年一月，正当第五次反围攻战争紧张进行的时候，瑞金中共中央局出版了“列宁主义问题”（包括斯大林著作十二篇）。这本书是作为庆祝当时召开的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献礼出版的。
如所周知，苏联出版的列宁、斯大林著作的中文本，对于中国人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还在我国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便大量出版了斯大林著作的中文本，其中包括各种单行本和两卷“列宁主义问题”（一九三五年出版）。这些书在当时反革命的隔离的情况下，仍然不断地被输送到中国来，给予中国革命人民以极大的支持力量。
在整个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克服种种困难，陆续地在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中传播了斯大林的著作。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在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直到取得全国胜利的年代里，斯大林的著作更多地和更有系统地被介绍到中国来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同志号召下，展开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关于这一点，陈伯达同志在“斯大林和中国革命”的论文中曾经说到：“毛泽东同志有机会宽泛地阅读斯大林的著作，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用最高的热情，来阅读和深思熟虑他所得到的斯大林的各种著作。”“斯大林的学说，斯大林的方法和理论，经过毛泽东同志的介绍和运用，极大地启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广阔眼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觉，帮助我们党有足够的思想力量，可以打败任何反革命和任何阻碍革命前进的敌人。”
抗日战争初期，无论在抗日根据地或国民党统治区，斯大林的杰出的理论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和他的辉煌的文集“列宁主义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等著作，都有了比较完善的译本。一九三八年五月，上海播种社还出版了斯大林的另一文集“论反对派”。
一九四○年，“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中文本在延安由解放社出版（同年在上海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斯大林这一伟大著作的出版（一九三八年），是全世界共产党思想和政治生活上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毛泽东同志指示全党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这一伟大著作为中心材料。中国共产党人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热情地学习了“联共（布）党史”。
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党人以整风运动的形式在全党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联共（布）党史”结束语、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斯大林论自我批评、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等论文都被列为整风文献。全党干部都精读斯大林的这些著作和教言，并对自己的思想作风进行了检查。在整风运动及此后长时期中，这些文件都一再编辑出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指针和座右铭。党的各级宣传部和各地党的报纸，从那时起还经常地为解决当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而辑录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有关部分，作为理论指导。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著作，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的英明预见，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关于中国革命策略问题的重要指示，是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这些著作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后，也在党内有系统地编辑出来了。一九四四年七月在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了“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论中国”，其中包括斯大林的著作二十三篇，以后，解放社又出版了“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使全党全国人民得以有系统地学习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
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党处在严重的战争环境中，但斯大林新发表的著作，从一九三九年的“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到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以及战后的言论，都能随时翻译出版。党很快地掌握了广播（新华社的成立）和报纸（各解放区报纸的大量出版）这两个有力的武器。斯大林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每一演说、每一文告，都迅速地通过广播和报纸以及印成小册子在全党传播，成为全党全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极重要的鼓舞力量。一九四五年，上海时代社便出版了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这一文集。
在战争的年代里，党始终以极大的努力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从延安到各个解放区到国民党统治区，各种经典著作都不断地被翻印着。“斯大林选集”的出版，便是这种努力的显著标志之一。一九三九年一月，延安在物质条件困难的条件下，出版了五卷“斯大林选集”，辑集了斯大林重要著作五十九篇。全书共一千七百六十八页。这部“斯大林选集”在一九四○年又在上海以“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一九四一年，在战斗的太行地区，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也翻印了三千册。这三千本书是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印出的，全书用粉红色、绿色、黄色、白色等各色油光纸单面印刷，摺成双页装订起来。一九四九年九月，东北新华书店再次翻印了这部选集，分普及本及精装本两种，流传全国各地。这个精装本已是用道林纸来印刷的了。
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大量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创造了条件。中国人民已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在全体规模上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了。
还在一九四九年初，毛泽东同志便号召全党加强理论学习，并规定了十二本干部必读书。其中“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下两册）、“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四书，包括了斯大林的许多重要著作。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党的许多干部便热情地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开始逐一阅读这些著作了。这十二本干部必读书，从一九四九年开始以统一的版本陆续出版后，一直大量地发行着，成为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读物。
斯大林在一九五○年六月发表的天才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杰出的贡献。这一著作的译文发表后，对于中国的学术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新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一九五二年十月，斯大林新的伟大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在这个著作中，斯大林全面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指明了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著作的中文本出版后，十一月一个月内即发行九十六万册以上。中共中央在号召全党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指示中，指出这一著作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一重要发展，并且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有巨大的指导意义，要求党的高级干部首先认真学习这一著作，以便指导一般干部的学习。在过去的半年多中，全国广大干部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形成了学习斯大林著作和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的热潮，并为此后的干部理论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最近，全国各级干部正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展开以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第九——十二章为中心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学习。
和不断高涨的学习运动相适应，斯大林的著作近年来大量出版了。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六月，人民出版社印行斯大林著作共计四十一种（包括合著七种），印数共达六百六十万零四千册。其中一九四九年印行六十万八千册，一九五○年印行一百零四万九千册，一九五一年印行十三万五千册，一九五二年印行一百八十四万二千册，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即印行二百九十七万册。
在上述四十一种著作中：
“论列宁主义基础”印了二十八次，共三十七万四千册，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印了二十八次，共三十三万册，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印了十七次，共一百三十三万五千册，
“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印了十三次，共七十七万一千册，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印了二十次，共二十一万八千册，
“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册印了二十四次，共二十一万八千册，下册印了二十三次，共十八万五千册，
“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级组本和中级组本第一册至今年六月底止，共印了七十一万六千册。
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国际书店还向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订购了大量的斯大林著作中文本，总数达三百五十一万九千多册。其中一九四九年进货数为四十六万四千二百多册，一九五○年进货数为一百八十万零六千六百多册，一九五一年进货数为三十六万四千一百多册，一九五二年进货数为十九万五千六百多册，一九五三年一月至八月进货数为六十九万多册。在这三百五十一万九千多册中，“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占六十二万八千多册。
这样，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斯大林的各种著作的中文本在中国的发行数已超过一千万册。
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同样地可以看出全国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如何热爱斯大林的著作，和以愈益高涨的热忱来学习斯大林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在追悼斯大林逝世时所写的“最伟大的友谊”一文中说：
“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是给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一篇宝贵的遗嘱。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
他又说：
“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
中国人民三十多年来，正是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地从斯大林的著作中吸取思想力量，遵循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学说，而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的。斯大林著作三十年来在中国的传播状况，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进入建设时期。列宁、斯大林指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对于我们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全集”中文本开始出版了，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斯大林全集”中文本各卷将适应形势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在今后较短时间内陆续出版。全党和全国广大干部，必须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加紧学习斯大林的学说，认真地从斯大林著作中吸取思想力量，做好我们的建设工作，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渐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