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盈一水探古今——关于中日文物交流及保护的采访札记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盈盈一水探古今
——关于中日文物交流及保护的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李泓冰
对于许多国人来说，日本这个岛国像是一线漂浮海上的悬念，忽远忽近的，不太好捉摸。日前，记者随一行十人的中国文物研究者代表团访日，算是有了一个走近打量的机会，十几天只是匆匆一瞥，说来未免有“交浅言深”之嫌。
汉唐遗风依然明丽——扶桑那边的铜铎、卑弥呼女王和孔庙
日本新当选的议长、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议长土井女士在会见代表团时说：“我经常和别人讲，我们的文字等都是源于中国的，有了中国，才有了我们日本的文化，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不能忘记这一点。”类似的话，在日本多次听人说起，其中有政治家、艺术家，也有商人或公司职员。确实，不管是在东京、福冈、长崎，还是在京都、奈良、佐贺，抬眼望去，不唯没有太多异国他乡的感觉，相反，在古代建筑、传统服饰及饮食习惯上，那种雍容华美的大唐遗风似乎比国内更为明丽清晰。
盈盈一水，隔海凝望，华夏和扶桑几千年来文化交流一直绵延不绝。特别是在隋唐时期，日本朝野有意识地几乎全盘移植了中华文化，其中心则是大唐的政治制度。至于儒学，更成了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像中日两国交往如此频繁广泛，影响程度如此深刻，是极罕有的。
参观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时候，中国的考古学者注意到日本许多古代器物的形制、铭文都是汉化的。代表团副团长、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指着几件状若铃铛但体积要大得多的一种日本祭器说，这叫铜铎，是在中国青铜器铸造方法的影响下制造的。日本弥生时代（相当于中国的东汉时期），青铜器从中国传入日本。东京博物馆就展示了一些来自中国的铜镜、铜剑。有意思的是，对几面在大阪附近出土的古代铜镜产地，中日考古专家发生了分歧，日本学者说是从中国输入的，中国学者却认为当是日本自产。大家一笑，说是莫非在替各自的祖先谦虚不成？
我们走进赤日炎炎的佐贺县神埼郡的吉野里遗址，那是１９８６年开发新型工业区时发现的。发掘证实了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倭》中关于公元三世纪上半叶卑弥呼女王的记载。过去人们曾以为这位女王或许是一位传说中人物，但是吉野里遗址中宫室、内外壕的规模、形制完全和中国史书中的描绘一致，由此人们知道了被曹魏政权封为“亲魏倭王”的这位女王原来实有其人。一位在现场为我们讲解的日本专家笑说，这位女王而今在日本人心目中已成了罗曼蒂克的化身了。
孔子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并不逊于中国。在我们参观的十余处古迹及博物馆中，光是孔子庙就占了两处，而且香火极盛。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里面挂满了即将参加各种升学考试的学生祈求成功的小木牌，上面写着简单的祷词和祈祷人的学校及姓名。曾经有个中国留学生因为好奇，摘了一个回去把玩，被他的日本朋友看见，不由大惊失色，认为是渎神行为。
由华侨创办的、有百年历史的长崎孔子庙，十年前又附设中国历代博物馆，举办来自中国的文物特别展，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办的中国古代文物展览及北京故宫宫廷文物展。当华侨陈名治馆长表示还想和国内更多地方的博物馆建立合作关系时，中国文物研究者代表团团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立即表示，只要是孔子庙相中的文物，不管是在中国的哪一个博物馆，都一定尽量支持，送来参展。
理解比友好更重要——日本有一位“小铁木尔”
中日两国古代文化交流回声犹存，为今天的交流而奔走的人们更令人感佩。
日本有一个新疆尼雅遗迹学会，学会有一位小岛康誉先生。小岛是一位珠宝富商，也是虔诚的佛教净土宗僧侣。１９８２年，他为了珠宝生意，走进了神秘的新疆，生意未成，却从此迷恋上了这片热土，前后入疆达３０多次。看到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保护不善，他痛心之至，立即着手“营救”，先后捐资１．１亿日元，并斥资促成日本东海电视台拍成千佛洞的电视片。从１９８６年起，他还每年为新疆大学提供２００万日元的奖学金。至于为新疆的丝路文化译书出书，在他更是乐此不疲。当然他最钟情的还是大漠深处尼雅遗址上那个两千年前忽然消失的古国。
尼雅的流沙之下淹没着大片的房舍，许多断壁残垣依然迎风矗立，考古学者推断这里就是两汉文献中记载的精绝国所在地。小岛作为日中尼雅联合考察队队长，先后入沙漠５次，一呆就是个把月，对于昼夜温差达３０多摄氏度、因严重缺水而不能洗脸、且只能用沙子洗碗的考察生活安之若素。他说：“前半生我为公司奔忙，后半生我的精力要投在中国的文物保护上。”在京都碰上这位又将奔赴尼雅的小岛先生，只见他递过来的名片上，“小岛康誉”旁边还写着他的中国名字“小铁木尔”。他的朋友说，他的生活极为简朴，每天挤地铁上下班，还动员妻子卖掉了她的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证……这一切，都是为了据说要５０年以后才能完成的尼雅考察活动！
从小岛先生身上，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在这一衣带水之间付出了智慧乃至生命的鉴真大师、阿倍仲麻吕……
正是在他们的挥送之间，和煦的文明之风才会顺畅地吹透彼此的窗楹。
京都佛教大学文学的文学部部长吉田先生中文极棒，在欢迎宴会上他意味深长地说：“理解比爱更重要——这句话在爱情和婚姻中是真理，我想在中日两国的关系上也是如此。”
是的，爱，或者友好，如果没有深刻的相互理解作基础，将是一枝无所附丽的花朵，恐怕经不起风雨的摧折。如小岛先生的奔走劳苦，正是在加深着两国之间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日本人通过他了解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中国人也通过他认识了日本大和民族的坚忍、敬业精神——难怪新疆学者激动地要为小岛立碑呢！
中国文物工作者的沉重——不仅仅因为我们的贫穷
看到日本人对文物保护的郑重其事和不遗余力，看到他们比较充足的文博经费和先进的保护文物的科技手段，说实在的，代表团内的中国考古学者是有些沉重的——他们当然难免想到身边的祖国文物，想到我们在保护和研究经费方面的捉襟见肘。日本的文物与同时代的中国文物相比要粗糙落后，他们的保护工作却是一丝不苟，万般精心。
在日本，仅仅一个平成宫遗址的发掘和保护工作，每年的国拨经费就是５亿日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全年文物保护经费的一半，而中国这点点钱需要保护的是千百倍于平成宫的大量珍贵文物遗存。在日本的许多博物馆里，每件文物的展柜都有因物制宜、单独调节温湿度的仪器；而在中国，能够调节展馆的室温和室内湿度就算很不错了……凡此种种，都使访日的中国文物工作者心中不能平静。
而更让他们因反观自身而沉重的，是日本国人的文物意识和法制环境。
在奈良市西郊的平成宫遗址现场，我们看到一排修剪得整整齐齐、圆柱型的树木，觉得诧异（见图）。主人告诉我们，为了保护遗址原貌不受破坏，在发掘之后，又将之回填，植树的位置对应着地下梁柱的位置，给参观者以想象的依据。奈良近郊建于６０７年的法隆寺，极富日本建筑之美，去年底被列入世界遗产清单，可惜其中的金堂于１９４９年因失火而被烧损，但那几根焦黑的木柱至今仍被精心地保留着，让人从火劫中去揣摩它的原状，品味历史的变迁。
　　　　可资借鉴的经验——立法、教育和舆论监督
日本外务省文化交流部长斋藤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也发生过在建设中不顾一切以致造成文物破坏的事情，所幸持续时间不长。解决的办法是立法——１９５０年５月，日本政府公布了文物保护法。如有违犯，处罚很重，很少有人敢铤而走险。驹泽大学的秋山先生则提出舆论监督也很重要，他说当年有个电车公司要在平成宫遗址保护范围内建仓库，但由于新闻媒介的纷纷曝光，此事终获圆满解决。
许多日本朋友对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极是关心，像秋山先生就恳切地向中国朋友进言，一定要设法获得社会上对文物保护工作的了解和支持才行。一直致力于日中友好的知名画家平山郁夫先生则告诉我们，他正在积极倡议成立一个保护文物的国际性组织，有如救死扶伤的红十字会。
在日本的博物馆，熙熙攘攘的参观者中多是牵着孩子的妇女和青少年学生。
日本妇女多数没有职业，在家相夫教子，孩子稍大一点，她们就带着子女来到博物馆。所以在日本有一个说法：妇女的文化素养普遍比男子要高。因为丈夫们的工作压力太大，太太们则有时间读书、参观。
至于学生多，是因为正值暑假。在日本，初三和高二的学生都要在假期进行旅行研修，研修内容一定包括参观各类博物馆，并要写出研修报告。所以他们不仅看，还时常拿出小本子来记。在长崎原子弹纪念馆的留言本里，一个叫阳一的年轻人写道：高中旅行研修时我曾经来过这里，战争的可怕使我震惊。现在我带着新婚妻子再次来了，今后我还要带着孩子来，要让他们和我一样努力，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博单位都是划归文部省——相当于我们的国家教委——来管辖的。这样，他们就把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功能和学校教育从管理体制上联为一体，参观博物馆成了学校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历史教育的阙失面——日本的年轻人对南京大屠杀十分茫然
当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年轻人，往往只知有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却对南京大屠杀十分茫然。在长崎陪同我们参观原子弹纪念馆的一位年轻的电视记者，说他们在美国做过调查，美国青少年几乎不知道还有长崎、广岛的原爆惨剧。他为此忧虑——但正是他，当听我们说起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高达３０万时，他竟闻所未闻，感到难以置信。这当然也是日本片面的历史教育的结果。
对历史和对文化保护的亲疏远近，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一个民族文化品味的高低，国民素质的强弱。在国内常常听到一些人、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似是而非地认为，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富国强民是当务之急，建设中毁伤文物在所难免。殊不知这绝不仅仅是一两件文物的保护问题，这表现了对文化继承和文化建设的漫不经心。如果一个国家不注重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那么物质上的进步往往是畸形的，也是走不稳的。
在日本感慨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日本朋友从不讳言他们竭力学习、消化中国文化的历史。“弟子不必不如师”，反过来，我们如今当然也不妨从他们身上得到某些启示和教益。（附图片）
上图为日本平成宫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