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学者剪影

　　探索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
本报记者杨武军
略懂经济的人都熟知，影响社会经济行为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政府的行政干预，称为“看得见的手”，一种是市场的调节作用，称作“看不见的手”。从传统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人们的注意点越来越集中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上。然而就在大家都热衷于谈论“政府”与“市场”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疾呼：影响社会经济的还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他指出：中国社会已处于转型阶段，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运行机制、社会利益格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都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形成一种巨大力量，成为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压力。它不仅从宏观层次上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资源配置的变化方向，以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而且也在微观层次上影响着企业行为模式、功能结构、运行机制和企业制度化结构的变动方向。现有国有企业应顺应这种社会结构转型，抓紧进行组织创新。
这一论点令人耳目一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为体现这一论点的专著作序时写道：“他们独特的研究角度，对深化中国企业改革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美国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看到这本专著后称赞，这是研究中国企业的一个全新角度，解答了许多经济学方法解答不了的问题。
这一论点的提出者就是今年三十九岁的李培林，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亦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经世致用”，清代一些仁人志士面对西洋文明的巨大冲击和许多文人沉醉于故纸堆的积弊，向社会呼出了这样的治学口号。从研究选题看，李培林显然也选择了这样一条务实的治学原则。曾留学法国的李培林说：“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和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紧密相连的，我们这一代经过‘文革’浩劫的人，如果能够扎扎实实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做点事情，是一生最大的欣慰。”一九八二年从山东大学毕业时，李培林学的是哲学。一九八三年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深造，他毅然选择了与现实距离更近的组织结构研究。他的初衷就是要看看古今中外的智者关于社会组织的见解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进步有何裨益。李培林从法国回来，刚到社会学研究所报到，听说所里正要进行“中国百县经济社会调查”，他马上找到所长，请求下去调查。于是他来到山东西部的陵县，一呆就是一年。
不同于一些社会学者停留于对实地调查材料的简单描述，拥有深厚理论功底的李培林以为，经过长期实地调查，现在资料的积累已允许中国学者在社会学理论上有所建树。今年年初，李培林在几篇论文里系统论述了“社会结构转型是既不同于市场调节、也不同于国家干预的另一种资源配置力量”的命题，这已经是向西方长期盛行的以韦伯、哈耶克、波普为代表的个体主义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李培林写道：“这种个体主义理论对解释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缺陷，应该从组织和非正规制度入手，探索解释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新途径。”
有人预言：中国改革前十年是经济学的十年，后十年是社会学的十年——意思是以经济改革为先导的中国改革，经济学家在改革初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触及社会各个方面，这时决策研究中社会学家将要一显身手。从李培林身上，我们是否看到了这种预言已初显端倪？（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