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渣胡同 [复制链接]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煤渣胡同
郑荣来
我在煤渣胡同住过十年，却至今不知道胡同的名字何以叫煤渣。只是仿佛听说，它原是堆煤渣的地方。
我住进煤渣胡同，是在二十四年前，但那时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我那年结婚，要房子没碰到什么麻烦。只是面积小一点，十平方米——后来多事，量了一下，实际是九点三六平方米。不过，我是知足了——当时正是“文革”期间，单位没盖新房，有个属于自己的窝儿，也算可以了。热情的同事老王，抽个星期天，帮我粉刷了一遍。他弄得浑身大白，汗水如注，我只以面包和杯水相敬，想起来煞是惭愧！
成家之后，经常守着一个红旗牌小半导体，打发了几乎所有晚上的时光。电视，当时算是稀罕之物，属高档文化消费。“九点三六”当然没有气概去接纳它。不过院里倒是有一两户拥有者。国庆、元旦或春节，或有游行检阅，或有文艺晚会转播。此时，电视机的主人热情无比，敞开大门，来者不拒。一时间，椅子、沙发不够用，观众便站立四周，十五六平方米的客厅，成了一个小影院。此时，“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仿佛都没有了距离。在客人的心目中，“走资派”，并不坏！
平平淡淡的日子，就这样过了五年。终于，喜事和愁事结伴而来——孩子将要降生，岳母要来却没有房子住。我没有勇气去欢迎岳母大人。
孩子的拳脚，无情地催促着我们。我们把主意打到楼下那间平房，它的主人老邵正在黄浦江边养病。我战战兢兢地给他写了封信，请求借用其中一小间，供我岳母暂住。
不到十天，一封热情、简短而痛快的回信，让我们喜出望外：“你尽管住好了，没关系！”
秋天，“九点三六”迎来了一老一小，小的带着小葫芦。狭小的空间，充盈着天伦的欢乐。欢乐和辛苦同行，我们开始了哄哭逗笑、管屎管尿、排队买奶、领证取票的系统工程。
欢乐没有维持多久，艰难却接踵而来。六七个月后，岳母因家事回了东北，我又“光荣地”去了干校。妻每天到京城西北角上班，倒三次车，来回三个多小时，早晚还要接送孩子。其中艰难，不堪回首。
其实，现在想来，艰难最是地震时。
那是一九七六年。人们永远会记住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五分。大地突然大发脾气，摧梁毁柱，使数以十万计善良的唐山人，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京津唐千百万活着的人们，也因此不得安宁。顷刻间，煤渣大院已少有滞留者，纷纷外出寻找空阔地搭防震棚。我妻自己一个人，抱着不到周岁的“小葫芦”，没有帐篷，也没有小床，急得直哭。邻居大老李见状，说：“我有张行军床，你拿去用。”并帮忙照看着孩子。在公家架起的大帐篷下，妻儿获得一个栖身的位置。天，不时下着邪了门的滂沱大雨，不时传来余震的警报。于高度紧张的气氛之中，妻儿在帐篷下度过了许多不得安静的日日夜夜。
秋风，没有吹走险情，落叶，却迫使人们冒险回到院内。那天，我已从干校回到家里。据说地下室安全系数较大，人防办公室通知，从晚上开始，需转移到地下。我们分到一张单人床的面积。
四散多时的煤渣大院人，重新聚在一起，真有久违了的感觉，甚至有劫后余生的欣喜。只有视这一切都漠然的“小葫芦”，对地下室感到窒息，一放下就哇哇大哭，直到大家都躺下准备睡觉时，仍然哄他不住。“别人怎么休息？！”我们自知有碍他人；况且，一米宽的地方，三个人也实在挤不下。我们决定不理会白天刚传达的余震警报，立即搬回到三楼去。
已是子丑之时。我和妻对坐着，眼看孩子安然入睡。桌上倒放着一个空啤酒瓶，以防不测。整栋楼，只有我家彻夜亮着灯光。
一夜没合眼，疲惫不堪。正在为难之中。住在平房里的刘兄两口子，主动对我们说：“三楼危险！搬到我家来，一起住吧！”
我们有遇救星之感，感激之情尽在不言中。一间小屋，一张大木床，把床腿支高，他们一家睡床下，我们一家睡床上。平房没有钢筋水泥在头顶，不愁粉身碎骨。
舒坦地睡了个安生觉。只在半夜，在床上给孩子把了一次尿。万籁无声，“小葫芦”对着小瓷盆，独奏了一支小夜曲，曲终如泉水丁冬，少闻有美如斯！
荏苒之间，在煤渣住了九年多。岁月易老，往事萦怀：“九点三六”，未敢言窄，五张票子，难免窘态，远去干校，又逢震灾……种种艰难，都在这里经历。但让我永难忘却的，不仅仅是艰辛，还有与它同在的那一颗颗金子般的心！
我家东迁之后，我时有机会路经这里。日前，我又一次重游旧地。看着被身后的五星级饭店映衬下显得低矮的煤渣旧楼，心中仍不免回荡起往日的感慨：
啊，煤渣胡同！谁说你是堆煤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