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要丰　靠科技 [复制链接]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迎科技大会展世纪宏图

　　食要丰　靠科技
本报记者蒋建科李新彦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０日，在京打工有１０年时间的刘裁缝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向一家粮店走去。从那天起，他买粮不再为粮票发愁。北京市在全国最后宣布取消粮票，从此，中国的粮票制度画上了句号。一时间，国内外议论纷纷，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已基本解决了自己的粮食问题。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翻开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几乎页页都有为吃饱肚子而辛苦劳作、甚至你争我夺的记录。直到近代的１００年里，落后的农耕技术仍未能给农业带来大的发展，粮食亩产停留在１００公斤上下。建国以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粮食生产才实现突破性持续增长。记得５０年代公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根据不同地域提出亩产２００、２５０、４００公斤的要求，当时人们觉得能上《纲要》就很不容易。如今，过“黄河”、跨“长江”的宏伟目标不仅早已实现，即使在沧州的盐碱地上也冒出了“吨粮田”，北方的“吨粮乡”、“吨粮村”比比皆是。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从１９４９年的１１３２亿公斤相继跃上４０００亿公斤和４５００亿公斤几大台阶。这充分说明科学技术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
　　　　粮食增产，中国人的营养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１９７３年，周总理回到延安。当他得知老区人民生活还很艰苦，吃不饱饭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今天，可以告慰总理的是，农业生产条件极差的延安已实现了历史的跨越。１９９１年，即使在遭受到６０年不遇的大旱之后，延安人均产粮仍达４００公斤。去年人均产粮又突破了５００公斤。农民们手捧雪白的馒头，喝着香喷喷的小米饭，喜上眉梢：“咱们吃的是科技饭呐！”
同延安一样，全国１５个省的４５３个贫困县近年来实施了以玉米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温饱工程”，累计增产玉米５０多亿公斤，使１５００多万农民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这些贫困地区的巨大变化，仅仅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侧面。
河南省西峡县垱子岭村过去曾片面追求播种面积，全村农民经常扛着镢头到离家１０多里地的山上造大寨田，造好的大寨田又被无情的山洪冲毁。而原有的耕地上，祖先传下来的麦种只长出稀稀拉拉的麦苗，还常因遭受野兔的袭击而损失过半，这样每人每年只能分到１５公斤小麦、５００公斤红薯度日。当时村里流传着一首歌谣：“红薯干，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１９７６年，全村人均收入才４０．８元，名列全县最后一名。别说广播、收音机，全村连一部电话机也装不起，就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都是乡里派专人给送来的！
三中全会后，他们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每家就近生产，村里买回化肥，成立了农业科学研究所，不断从外地引进良种和技术。这里山未变低，地未变阔，人未外迁，粮食产量却成倍增加。１９８４年，小麦亩产达到３９０公斤，秋季又种水稻，亩产达到５００公斤。民谣换了新词：“大米饭，白面馍，离了红薯更快活。”全村经济跃居全县第一。
改革开放１５年来，我国的粮食生产“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人均占有量从１９４９年的２０９公斤提高到去年的３７０公斤。粮食的增产带动了其它食物产量的全面增长。过去１０年成为我国历史上人民食物消费和营养结构改善最快的时期，１９９０年，全国人均每天摄取的热量达２６８０千卡，蛋白质７０．２克，脂肪５６．８克，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科学技术在抵御自然灾害、促进粮食增长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贡献率达到３５％左右。
　　　　科技先行，拉动粮食产量上台阶
同一些自然条件优越、生产技术先进的农业大国相比，我国的农业生产则是在极其严峻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平原仅占国土面积的１２％。长江中下游平原粮食产量虽高，但面积小，易受洪涝灾害；华北平原日照充足，交通便利，但大部分土地因旱涝盐碱危害而成了中低产田；东北平原土壤肥沃，却因低湿、涝洼影响，加上冷害和冻害，同样限制了产量提高；我国有一半国土长期处于干旱、半干旱的威胁之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把农业科技摆到非常突出的地位。１０多年来，农业科技攻关队伍、农业科研教学机构以及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几支大军齐头并进，形成合力，拉动粮食产量从一个台阶攀上另一个台阶。
在“宁给一碗油，不给一碗水”的北方旱农区，参加科技攻关的科技人员不畏艰难，勇于向旱魃挑战，通过咨询、承包等形式，将３０００余项攻关成果送到农民手中，先后推广５３３万亩，５年累计增产粮食１３．３亿公斤。这块历年为中央领导所关注的农业区开始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走上了“向科技要粮”的轨道。“黄淮海”攻关所设的１２个攻关试验区粮食亩产由治理前的３０－７０公斤猛增到４２５－９００公斤。如今，一排排拔地而起的绿色长廊纵横交错；一片片金黄色的稻田波浪翻滚；一朵朵雪白的棉花惹人喜爱。昔日曾是“春季白茫茫，夏秋水汪汪，只闻楼声响，不见粮归仓”的盐碱荒地到处呈现出一派粮丰林茂的喜人景象。
１９８５年以来，全国１５００余所农业科研、教学机构的大批科技人员积极响应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走出深宅大院，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研究成功的三系杂交水稻，已在我国累计种植１９亿亩，增产２０００多亿公斤粮食。著名小麦专家赵洪璋院士从４０年代起先后培育成功许多小麦品种，使关中灌区的小麦亩产量从１００公斤增到２５０公斤以上。赵教授广交农民朋友，他了解到陕西农民爱吃锅盔、蒸馍、细挂面，面粉还要有劲。赵洪璋就把小麦品质作为育种标准，每育成一个新品种，他都要亲自擀成面条、蒸成馍，请乡亲们品尝后提出意见。赵洪璋以他的行动赢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他培育的小麦良种曾在黄淮流域推广９０００多万亩，创下并保持着小麦品种推广面积的最高世界纪录。
　　　　科教兴农，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到本世纪末，我们还要实现再增产５００亿公斤粮食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５０年代，全国人均耕地面积接近３亩，如今人均耕地已下降到１．２５亩，粮食增产对科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可以说，没有科技的进步就没有粮食产量的再增加。发达国家农业增长因素中科技的贡献率已达到６０—８０％，到２０００年，我国如能将科技在农业中的贡献率提高到５０％，那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１９８０年２月的一天，当北京农业大学陈延熙教授在新疆驻京办事处学术报告厅向同行们讲述植物体内存在一种对植物有益的细菌，扩大繁殖这种细菌，就能抑制有害细菌的危害，从而起到防病增产作用，却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人们习惯于把“细菌”同“病菌”等同起来，要说这些在显微镜下放大几十倍才能看清楚的微生物能让作物增产，大家自然不敢轻易表态。１０多年过去了，梅汝鸿教授等将“增产菌”奇迹般撒遍全国３．９亿亩耕地的５０余种作物上，累计为国家增产粮食１５０亿公斤。王树安教授搞了４０年的小麦研究，突然有一天，他提出推迟小麦播期一个月，这下可把同行们都吓了一跳。１９８８年，王树安在吴桥县范屯乡１４０亩土地上进行试验，把小麦让出的一个月时间都给了玉米，玉米亩产由４００公斤一下子提高到６００公斤，实现了亩产吨粮的目标。６年来，“吨粮田”已推广５０００多万亩，累计增产粮食１２５亿公斤。国家食物营养与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梅方权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结论，到２０３０年，我国粮食产量将达７７３４亿公斤，而那时的总需求量为７３４０亿公斤。人均主要食物消费量不再是数量的增加，而是质量的提高和结构的调整。
令人欣喜的是，经过１０年改革，亿万农民从生产实践中亲身体会到，科学技术像种子、化肥一样，时刻离不开它，农民科技意识迅速提高。由此应运而生的农民技术协会、研究会如雨后春笋，现已发展到１０万多个。中央农业广播学校、中国科协农函大等顺应这一潮流，举办各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培训。目前全国共有１亿多农民和基层干部接受了培训。技术教育是继承包责任制解决农民与土地结合问题之后，解决农民与技术结合的有效途径，它同责任制一样，给农业的再次腾飞插上了科学的双翅。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纵观全球，粮食依然是全世界的第一等大事。我国虽已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但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的双重压力越来越大。农业的基础还很脆弱。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跳出传统农业的思维模式，加大科研投入，用科技构建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把眼光投向大海，投向生物技术，人工培育新的品种，进一步改进耕作制度，树立新的食物观念，才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我们完全有把握养活自己的人民。（附图片）
粮满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