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离我们远么？ [复制链接]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社会观察

　　舞蹈，离我们远么？
本报记者余继军卢小飞
刚刚结束的第三届全国舞蹈比赛在圈内引起些微波澜。议论由评奖言及质量，进而生发出对舞蹈艺术整体水准的忧思。对此，公众似乎无动于衷，他们关注的热点是第４３届世乒赛、甲Ａ足球联赛和四国女排邀请赛。好在，媒介尚未冷落舞蹈。此间，中央电视台两度播出舞蹈专题片《舞之灵》，该片的寻根意识和它对原初舞蹈的客观记录，又引发出人们的深层思考。
　　我们远离着舞蹈，还是舞蹈远离着我们？
手头有这样一份触目惊心的资料：截止到１９９４年底，全国文化部门２６９１个剧团，有３７３个剧团全年没有演出，比１９９３年增加了３４个，其中有１４８个剧团从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４年已连续４年没有演出，常年没有收入的剧团竟达２０５个！
人心涣散、人才流失成了文艺演出团体较为普遍的现象，而舞蹈团体尤甚。即便是经营状况尚属良好的中央芭蕾舞团，近些年来也走失了１６０多名演员，遑论其他？许多舞蹈团体已实际上变为专职的伴舞队，成了歌厅、晚会和各种开幕式的装饰品。
舞蹈，似乎从来没有过今天这种尴尬局面，作为一种反作用力，它或许会敦促有志者卧薪尝胆。
作为《舞之灵》的制片人和艺术指导，舞蹈家姚珠珠女士谈到拍摄初衷时说，我是科班出身，跳了４０多年，高难的舞蹈动作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可我却越跳越盲目，越跳越觉得舞台不那么令人着迷、冲动了。舞蹈的灵魂在哪儿？我渴望探索新的东西。于是，我深入到遍地都是舞蹈的少数民族地区，去触摸舞蹈的神韵。
词作家乔羽在民航班机上看到电视里播放的《舞之灵》后，非常兴奋，他说：“这是真正的舞蹈，这是生猛海鲜的舞蹈。多年来我在观看舞蹈表演时总有一种感觉，我们的许多舞蹈家囿于技巧的樊篱，似乎无暇或无力去表现作品的意蕴，也顾不上去展示自己的情怀，忘记了包括舞蹈在内的一切真正的艺术都是来自波涛汹涌的心灵长河中的东西，使人只见规范、程序、组合。《舞之灵》与眼前一些看惯的东西大异其趣，我以为这是最值得珍贵的。”
青年经济学家邹蓝有另外的理解，他说：“我对舞蹈素无研究，平常也不大看电视，那天偶然打开电视，正播《舞之灵》，我一口气把它看完。舞蹈家的这步棋很高明，到艺术的源头去，生命之树就会长青，它比那些矫揉造作的东西好看。艺术一旦有了功利性，就程式化了，这也是它不景气的原因。”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贴近舞蹈
对舞蹈不景气的提法，许多人不以为然。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资华筠女士以为：“所谓舞蹈不景气，是针对专业舞团演出的票房收入而言的，却没有看到乡镇、村寨的花会、社火闹得挺红火，都市里的交谊舞、秧歌潮、老年健美、少儿美育以至歌舞厅、游乐场的舞蹈都以空前的态势相当景气地发展着。”
显然，资女士所用的是一个大舞蹈的概念，她也承认专业舞团演出的不景气。然而，从大舞蹈的概念出发，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红火蓬勃的群众舞蹈景况，意味着人民需要舞蹈。
的确，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衷舞蹈。清晨，公园里总有成群结对的人们在跳着交谊舞；傍晚，路边总有一些老人在一丝不苟地扭着东北大秧歌；而已然飘逝数年的迪斯科又重新回到都市的夜晚；逢年过节，哪儿没有热热闹闹的庙会、花会？
北京舞蹈学院院长吕艺生谈起这些不免感慨万千。他没有想到学院办起的业余舞蹈班会人满为患，他也没有料到每到周日在通往校园的马路上会挤满前来习舞的男女老幼。“他们的目的也许是健身、也许是减肥，但起码他们都可能成为舞蹈的忠实观众。”
中央芭蕾舞团的一位负责人说起观众的热情，禁不住笑了。常有观众打来电话问：“今天有演出吗？”得到否定回答后，便接着追问：“明天呢？后天呢？怎么总没有呢？”芭蕾舞团近期在北京上演了五场《睡美人》，场场爆满，而该团的《天鹅湖》、《红色娘子军》总是座无虚席。
诚然，并非所有舞团都像芭蕾舞团那样幸运，芭蕾舞团也并非所有剧目都受欢迎。我们无法回避娱乐性舞蹈对剧场舞蹈的冲击，但正如流行音乐在对严肃音乐冲击的同时，也为严肃音乐培养了知音晓乐的听众一样，娱乐性舞蹈也将为剧场舞蹈培养识舞解韵的观众。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舞蹈学院唐满成教授才满怀豪情地说：“给我一个舞台，坚持下去，观众必然如堵。”
　　舞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贴近我们
舞蹈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是高不可攀的，而从事舞蹈事业的人也多守着“曲高和寡”的信条。高处已不胜寒冷，面对现实，明智的舞蹈界人士并不是单方面指责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艺术品位大大降低，而是冷静地审视舞蹈自身。
事实证明，真正高品位的舞蹈演出是会拥有观众的。“试想，在当代对文化生活多样化选择的情况下，如果在舞台上展现的不是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艺术精品，又怎能有强大的竞争力？”资华筠女士说。
北京舞蹈学院年轻编导孙龙奎说他１９８０年看到的国家级专业舞团表演比现在看到的要强得多，他认为“时代前进了，可舞蹈的艺术水准却倒退了。”
过去，我们过分夸大了舞蹈的政治功能，舞蹈与观众始终处于教育与被教育的位置上。与此同时，我们又不恰当地忽视了舞蹈的审美功能，千篇一律、没有艺术个性的东西比比皆是，舞蹈因缺少创造性而不能吸引观众。
面对观众多层次的审美需求，舞界人士另有一层担忧，他们说，贴近观众的关键在于培养和引导，我们有着太不完备的审美教育体系，幼儿园尚有舞蹈课，大中小学则根本没有。你怎么可能让一个毫无舞蹈审美准备的人兴致勃勃地来看舞蹈呢？
培养观众非一日之功，而迎合和媚俗却可以立竿见影。所幸执著于艺术的人在代代繁衍，北京舞蹈学院的４０个教室总是满满的；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们总是按时到排练厅练功，没有人去“走穴”或“炒更”。芭蕾舞团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再去走穴、炒更，愧对芭蕾舞团前面的‘中央’二字。”
　　谁来架起沟通的桥梁
一边在为看不到高品位的演出而发愁，只能在娱乐性舞蹈中大略体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愉悦；另一边依然为找不到观众而一筹莫展，只好怀揣“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的心态得过且过。
那么，谁来架构一座桥梁？国家已明确把艺术生产列为产业，既是产业就必须面对市场。多年来，艺术一直羞于与钱并提。“其实，我们一直在与钱打交道，演出卖票就是明证，只是以前价格不反映价值而已。”潘志涛教授说。“艺术成为商品并不一定艺术性就差。”刚刚访美归来的吕院长深有感触。他说，百老汇是纯商业化的歌舞，可是它的艺术严谨丝毫不亚于我们的国家级剧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艺术市场的缓慢发育中，已有敏感的企业界人士捷足先登了。广东中山玻璃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山怡华集团公司出资支持姚珠珠创办了国内第一家舞蹈艺术发展基金，该基金的第一笔去处，就是用以奖励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的后起之秀。北京舞蹈学院和中央芭蕾舞团近期先后上演的《鱼美人》、《睡美人》，就是在企业的资助或策划下成功上演的，尽管票价高至２００元，最低也需６０元，购票者仍然络绎不绝。
当然，以票房收入来维持专业团体的正常运转是不现实的。中央芭蕾舞团每演一场《睡美人》纯收入为３万元，可是该团排练此剧已投资３００万元。要想做到收支平衡，就得让原班人马连续演出１００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央芭蕾团的一位负责人认为，大型专业舞团的资金来源应该有三个方面：一是票房收入，二是国家拨款，三是外部赞助。国家拨款多少每年都有，票房收入随着经纪人的介入正呈上升趋势，唯有外部赞助是个未知数。中央芭蕾舞团之所以能一下子投入３００万元排演经典剧目，是因为它接受了外部赞助。或许，舞蹈由于经济的介入会变得身不由己，但这并不成为它拒绝商品化的理由，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建设才刚刚起步，还需要不断完善……
其实，我们在这里探讨的绝不仅仅是某一类艺术的生存状态。当“文化商品化”的潮流席卷而来的时候，舞蹈的兄弟姐妹——音乐、文学、戏剧、影视等活得也不轻松。我们无意撰文指路，因为艺术自有其发展规律，它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决定了它的高尚追求。我们提醒人们注意的，当是增强另一意义上的环境意识，一旦脚下的土壤板结、沙化，再有活力的生命之树也会枯萎。高品位艺术的勃兴有赖于社会的文明教化和大众的美学素养不断提高；反过来，勃兴的高品位艺术也会推进社会文明的进程。（附图片）
下图：姚珠珠和蒋奇的双人舞“草原夜曲”，在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