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的鲜血是无价的——忆烈士张云飞同志 [复制链接]

第6版(报告·文件·回忆录)
专栏：

　　烈士的鲜血是无价的
——忆烈士张云飞同志
张则孙
张云飞同志牺牲已经５４年了。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正是敌后抗战最艰苦最残酷的年代，牺牲的干部何止万千。常常是敌人“扫荡”开始，人们轻装出发，依依惜别；反“扫荡”结束，村子里断壁残垣，硝烟犹存，有的干部却再也见不到了。张云飞就是那再也见不到的一个。
我是在１９３５年进上海麦伦中学读书时，认识张云飞同志的。
上海麦伦中学是一个进步的教会学校，在“一二·九”救亡运动中是一个比较活跃的有群众基础的学校。我刚到学校时，往往在下课后看见一个瘦瘦的年轻人，被民众夜校（由麦伦校长沈体兰先生创立、进步师生操持的义务性质的工人夜校。下称民校）的男女工人簇拥着，谈这谈那。我好奇，有一次走了过去，听见他用比较重的无锡口音，讲到要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单靠记过、开除来对付旷课的学生，是不行的，甚至越处分他越不来，还办什么民校！人们散了，我们就攀谈起来。他叫张云飞，在麦伦高中毕业后，留在民校工作。１９３６年他任民校教务长。
早在１９３２年民校创办时，他就参加了招生。麦伦中学附近有许多工厂，大都是女工。她们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束缚下，从小失学，进了工厂，老板更禁止她们参加社会活动。招生工作困难重重。他迎着困难，同几个同学一起到棚户区挨门挨户访问动员，到工厂和老板说理，招来了几十名学生。但是，对于他，最大的收获是初步认识了工人，懂得了社会。后来，他对我说：“我一进那些阴暗矮小的草棚，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一家人挤在一个小鸽笼里，真像《工人歌》说的：‘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熏黑我们的脸，火酒烧焦了心窝……’。”
“一二·九”运动前，我也到了民校教书。我觉得民校的一切都非常新鲜活跃，朝气蓬勃。我教的是拉丁化新文字，是对汉字改革的新的尝试，我得先学后教。我还教社会常识，边教边学，懂了许多过去不懂的道理。初级班识字课本不是过去“人、手、足、刀、尺……”那一套，而是从当时地下秘密油印的课本“人、工人、农民……”开始。民校有学生自治会，常举办时事和女工问题讲座，同学们提出许多问题，兴趣很高，气氛热烈。各班还组织歌咏队，唱的都是与他们切身相关的歌：《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新女性》……晚上，学生早早就到校了，这里那里都是一片救亡歌声，真是一首好歌一堂课。
学生学业不断有进步，生活开心，对学校也越来越亲。他们叫民校是“大众的乐园，我们的第二家庭”。
从民校毕业的同学，把开展工人教育也当成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组织了校友会，在附近几个小学创办了五个民校的分校。他们自己一面做工，一面教书。到抗战开始，民校和分校一共培养了１０００多个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政治觉悟的工人积极分子。张云飞和他的学生肩并肩地参加了上海的救亡运动；有的参加了共青团和共产党，不少人加入新四军走上了抗战前线。
张云飞从早到晚全身心地投入民校工作中，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像我这样的学生，有时看场电影，夜里饿了还去学校附近的小摊上吃点消夜。但是张云飞却几乎从没有过。在他心中，第一是民校，第二是民校，第三还是民校。
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他刻苦学习进步书籍，深入工人群众，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怀着极大的愤慨，对工人阶级怀着坚定的信心。他在《我们的民校》的工作报告中明确写道：“工人是社会上最受压迫、最富反抗的力量。他们有一腔热血，随时准备牺牲。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他们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坚。”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干得更欢了。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言行一致，矢志不渝，随时准备牺牲，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１９３７年３—４月的一天，张云飞悄悄来对我说：他找到一些朋友，这些朋友介绍他先到北平，再去山西或者延安。我为他庆幸。不久，他来了信，说进了太原国民师范军政训练班——一个在党的领导下，由薄一波等同志主持的革命干部训练班。但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１９４０年７月，我从一二九师调到太岳区青年救国总会工作。过了两三个月，听屯留县的干部说，有一个区委书记在屯留，也是上海来的，叫张晓霖，原名张云飞。没有想到：世界竟这么小，我从上海辗转到了延安，又来到晋东南，绕了几乎半个中国，现在竟然和这位“失踪”已久的老同学同在敌后这个穷乡僻壤的山沟沟里工作！
这时，正是百团大战以后。１１月，日军７０００余人分兵十路对太岳区大规模报复“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随太岳区党委机关日夜在敌人“扫荡”的缝隙中转移。所经之处，村村冒烟，一片焦土。在沁源县韩洪村，日军一次就用汽油活活烧死了１２８人，烟云凝聚，久久不散。这次空前未有的大浩劫，使这个仅有１００多万人口的根据地，竟有十余万群众流落在冰天雪地，无家可归。
１９４１年初，为了筹备太岳区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我去了屯留。在吾元镇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张晓霖。多么意外的一次会面！一推门，他正在和人谈话。一别四年，他的无锡乡音未改，知识分子气味仍在。他怔了一会，才惊喜地叫着我的名字，跑过来和我紧紧握手。
原来，他在太原军政训练班里入了党。抗战爆发后，他调到晋东南，在长子县委担任宣传部长，在发动群众参战参军，开展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运动，建立工、农、青、妇群众团体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１９３９年，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联合日军向山西新军决死队大举进攻，在晋西南、晋东南摧毁抗日政权，捕杀抗日干部。长子县形势紧急，周围有日军、国民党四十军、阎锡山十九军。县委的同志根据上级指示，以八路军工作团的名义，勇敢机智地从夹缝里转移到了屯留县。那时屯留县还有些从附近转来的干部，集中的人比较多，张晓霖就调到区里，担任了区委书记。
他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１９４０年８月，他结婚了，爱人是长子县妇救会干部，名叫郭月琴。他们在艰苦斗争中产生了感情。后来，两个人同意，组织上批准，几个熟悉的同志热热闹闹地为他们举办了婚礼。山沟沟里没有鱼，连肉味也没闻上，吃了顿杂和面，喜事就办了。我说：“你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城市和农村相结合。千里姻缘一线牵。可惜今天没见到大嫂子。”晓霖笑着说：“更可惜不是在延安。延安可以过‘星期六’。这里连星期六都记不住啊。不过，你走以前，她会回来的。”
回沁源以前，我又去看张晓霖，见到了郭月琴，一个朴实活泼的沁源姑娘。我祝他们白头偕老。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临别时，他俩送我到村口。他再三叮咛：“敌人‘扫荡’兵力集中在根据地腹心，边沿区、敌占区反而是个空隙。再遇到‘扫荡’时，就来我们这里吧！”我们还约定：打败日本鬼子以后，一起回上海。在初春刺骨的寒风里，我不断回头张望。他每挥一次手，似乎都在重复着他的叮咛和约定。
但是愿望终究只是愿望，屯留一别竟成了永诀。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初，日伪军三万余人向太岳北部发动了“铁壁合围”大“扫荡”。我跟着太岳区首脑机关，由沁源县阎寨村转移到大林区，被日军７０００余人压缩包围，“梳篦”搜剿，几乎身临绝境。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分散隐蔽在树木参天、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里，以野菜山果充饥，和敌人反复周旋。
１０月１８日，日军被迫撤退。我们回到了阎寨村，听到有些同志牺牲的消息。一片不祥的阴云笼罩在心头，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听张晓霖，终于从屯留传来了他牺牲的噩耗。
简直晴天一声霹雳。我不能相信。半年前，我们久别重逢，谈笑风生，他还那么乐观，认为他那边沿区是敌人“扫荡”的一个空隙。一月前他又捎信来说要到区党委来。谁知这一次“扫荡”就把我们永远地分开了。
原来，日军在集中兵力围困大林区的同时，在边沿区也不断增加据点，蚕食清剿。张晓霖带着一包文件，想去边沿区几个村子，再转到敌占区开展反“蚕食”斗争。刚走近上村南沟，山凹前面一小队日本兵正向他这条路上拐过来。秃秃童山，树木不多，很难隐蔽。而最要紧的是他手里的文件包。正好，不远处荆棘丛生，还有小坑小洞。他立即把文件包埋在小洞里，上面盖了些树枝树叶，又向前走了几步。后来上村南沟的群众和干部在这条小路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他蜷伏在路边，刺刀从心口捅穿了他的身子，血水染红了他身下的土地。脸上又青又肿，伤痕累累，眼睛没有紧闭，嘴巴半张着，似乎要喊叫什么。
在不远处，人们挖出了那个文件包。群众说，敌人从他的南方口音，读书人的手，就认定他是八路了。他是经过和敌人扭打挣扎后牺牲的。文件包保存下来了，附近群众一个没受害。张晓霖是为了保护党的机密，保护群众而牺牲的。死得英勇，死得壮烈。
我总想到屯留去，在他墓前吊唁这位老友，也想去探望他的妻子郭月琴。在太岳区只有我一个人是他少年时的同学。但是，由于敌人频繁的“扫荡”，我没有机会。１９４３年我调离岳北。没有再去屯留，是我终生的遗憾。
张云飞（张晓霖）同志２４年短暂的一生，从上海一个工人夜校的教务长，到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县委宣传部长和区委书记，他始终安于平凡的工作岗位，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的能力有大小，职位有高低。但所有烈士的鲜血都是无价的，因为他们明知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鲜血浇灌出来的胜利之花。
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的今天，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那些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无私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先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珍惜今日的幸福，更有成效地创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