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侵略的影像证词——日本友人赠送日伪“满映”影片之录像带记 [复制链接]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文化巡礼

　　文化侵略的影像证词
——日本友人赠送日伪“满映”影片之录像带记
本报记者李战吉钱守仁
５月的北京，和风煦煦。广电部电影局贵宾室里，走进了４位神色严肃的日本客人。他们——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村冈久平、电影研究家山口猛、森川和代、东京青山音乐事务所“天喜普”常务董事石井薰，要将一批录像带赠给我国电影界人士。
摄像机、照相机、录音机一齐对准了中日双方主角，对准了录像带交接的瞬间。这不是普通的馈赠仪式。３０盒录像带纪录着８年的血泪历史，而纪录这段历史的胶片在莫斯科的仓库里已沉睡了整整５０年。
日本友人介绍说，这些录像带的母本电影片是由日伪“满洲映画协会（满映）”制作的。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我国东三省后，１９３７年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不久的８月２１日，关东军头目坂垣征四郎授意，在伪“满洲国”“首府新京”（即长春市）成立了“满映”。军国主义分子甘粕正彦任理事长。甘粕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罪魁之一，来华之前因杀害两名日本社会主义者而臭名昭著，曾任伪满警务长，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日本投降前夕，他服毒自杀。
这样一些军国主义分子，把拥有１６．５万平方米摄影棚、号称“东洋第一”的“满映”变成了文化侵略的大本营。他们打着“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的旗号，制作了大量“娱民影片”、“启民影片”和“时事影片”，宣传帝国主义思想，歪曲历史事实，麻醉沦陷区人民。
日军投降后，这些记载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史的影片却不翼而飞。
森川和代女士回忆说，她的父母都曾是“满映”工作人员，她在那里度过了童年。１９４５年，苏军进入长春后，她亲眼看见苏军用卡车拉走了“满映”影片。她说，她以为苏联会把这些影片归还新中国，所以曾多次到中国打听影片的下落，却始终没能找到。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石井薰先生成了“满映”影片的发掘者。谈到影片重见天日的曲折过程，他的脸上流露出时惊时喜的神情。１９９３年，“天喜普”组团到俄罗斯演出，意外得知当年“满映”影片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电影资料馆。位于莫斯科郊外的这座资料馆，是喜欢电影的斯大林下令设立的。据说里面藏有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８０万本影片。其中有２００余本“满映”的影片。“满映”影片绝大部分从未公开，据记载，只有一小部分曾为斯大林放映过一次。令人惊讶的是，这批影片尘封仓库５０年，画面和声音却保持了相当好的质量。
为了今天的这些录像带，石井先生曾经三访莫斯科。由于俄国规定“原版影片禁止出境”，所以几经交涉，日方才获得了转制录像带的许可。更为难得的是，石井先生竟从原克格勃资料馆里发现了苏军拍摄的一些有关日本侵略者的影片。两名日本人突击两星期，将３００本１７８部“满映”和苏军的影片转录成了录像带。浏览一下录像带目录，可以看出，“满映”拍摄的是一批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而对人民进行精神奴役的影片。“娱民影片”中有李香兰主演的《迎春花》等；“启民影片”有《黎明之华北》、《满洲建国史》等；“时事影片”记录了溥仪的“登基”仪式，溥仪访日、汪精卫下葬等事件以及日军活动和民间生活的一些场景。这些当年张扬“武运”、炫耀“共荣”的影片，如今成了军国主义者和伪政权罪行的可耻纪录。
据石井先生介绍，题为《影像证词——满洲的纪录》一套３０盒的录像带，今年年初已在日本上市，不少人争相购买。这些录像带为研究电影史、伪满史的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是正义的人们却并不希望仅仅从好奇和学术的观点去观看这些录像。正如山口猛先生所说，这些影片是站在军国主义立场上拍摄的，我们应该从相反的立场上来认识这些资料。
如果说“满映”影片还是需要阐释和反思才能使人领悟的一部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历史，那么，苏军拍摄的影片则是直接明了的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实录。请看，“受到日军轰炸的中国百姓家”、“日军人活埋被捕中国人”、“轰炸上海的日军和逃避轰炸的中国人”、“在死于空袭的父亲腋下手握手哀哭的中国母子”……
历史翻过了沉痛的一页。“满映”影片中记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恶梦却仍在发人深省。纳粹在全世界都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而怀念、美化军国主义的事情却时有所闻。不让影片中的历史重演，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责任；也是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５０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的日子里，日本友人把这３０盒沉重的录像带送给中国人的初衷。
据接受录像带的有关人士说，这批资料，从认识历史的角度看，弥足珍贵。但由于我国现在尚未拥有影片，也没有获得录像带的公映、出版权，所以离中国观众看上这些镜头，还有一段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