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是个没“文化”的剧种——不通的唱词很多，艺人中的文盲、半文盲也很多……京剧的文化又高深莫测、有口皆碑，它曾经被称为“国剧”和“国粹”……京剧：中华文化之谜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苑杂咀

　　京剧是个没“文化”的剧种——不通的唱词很多，艺人中的文盲、半文盲也很多……
京剧的文化又高深莫测、有口皆碑，它曾经被称为“国剧”和“国粹”……
京剧：中华文化之谜
徐城北
一边是从潦倒家境中挣脱的苦孩子，为了混口饭吃，便把命运交给了戏班。事先写有契约，讲明在学戏期间“死生皆由天命”，然后就是无休止的练功、演戏、奔命……
一边则是推出若干与时代争辉的“明星”——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推出了作为“国剧”和“国粹”的京剧……
多么奇怪的文化现象！
艺人们并不是谦虚，一再表白自己“幼而失学”，然而就是这一批人——这一代又一代的“苦哈哈”，却创造出最灿烂、最丰厚也最具有经典意义的京剧。
程长庚，生在清王朝嘉庆年间，安徽的潜山小县。北京离他多远？天子离他多远？这些问题本来是用不着他思考的。然而就因为偶然听了舅父的一句话，他学了戏，随着徽班进了北京，引得皇上也要听他唱戏。皇上看高兴了，想给他的演唱喝彩。他却正色对皇上说：“上呼则奴止，勿罪也。”皇上大笑着答应了他。在那个时代，一个戏子无论是敢于对“天”大“叫”，还是能够“叫”出个“天”来，都实在是一个奇迹。
谭鑫培，程长庚的义子，继承下义父的绰号，早年称作“小叫天”。随着年纪和声望的增加，“小”字去掉了，成为万众瞩目的“谭叫天”。他被尊为整个梨园的“伶界大王”。
梅兰芳，年纪轻轻就成了新一代的“伶界大王”。但他是男扮女装，是被畸形审美观“托举”出来、又反过来扭转了畸形审美观的杰出人物。在２０年代，外国人到北京观光，曾有个“一看长城、二看故宫”的说法；自从有了梅，便又加上了“三看梅剧”。稍后，梅的影响无比深远了，每逢重要外宾来华，便又添上“四访梅宅”。京剧从整体上讲，曾经和中医、国画并列，被奉为中国的“国粹”。最近这几十年，又被尊称为“世界三大戏剧表演艺术体系”之一。京剧被捧上了天，登峰造极了。
但是，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和布莱希特戏剧体系相比，梅兰芳戏剧体系又显得有些单薄、偏执和怪异。只是舞台上的光辉一霎，一旦离开舞台，仿佛空荡荡说不出究竟，一切“玩意儿”就失去用武之地。只能“演”，不能“说”，更不能把自己这个“体系”条分缕析地归纳、升华出来，形成一个缜密的系统。外国的那两个戏剧体系的缔造者和梅相比其实也未见得有多高大、充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原来也是个一度演过女角的演员，后来干上了导演，排演了大量剧目，着意在表演艺术上做了研究，写了几本厚厚的书。另一位布莱希特既导演也编剧，在艺术上很能独出心裁，但未必能在舞台实践中得到证实。但无论如何，这两位缔造者或多或少都属“学者型”，都是“文墨人”，每位都留下了至少几百万字的文稿。而咱们的梅兰芳、谭鑫培或者程长庚则属另一种类型，舞台上生龙活虎、眼到手到，一旦拿起笔来却踌躇再三。程和谭大概都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梅的文集和回忆录也多借重秘书之手，“言不尽意”。梅本身的“意”还是高的，但“言”跟不上，“记”的人（不管是谁）也就无法跟上。历代京剧艺人绝大多数都属于“（半）文盲艺术家”，实践超前，理论滞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本是艺术的至高境界；但在京剧当中，有时却遗憾地转向散乱和愚钝。
有点困惑了，需要整理一下思绪。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化究竟是由谁创造并延续下来的？文化中的那些“经典之作”又究竟是由谁缔造的？是由那些文化素养本身就很高的“精神贵族”搞出来的吗？似乎不是。忽然间，想到国画界的齐白石和音乐界的瞎子阿炳。齐白石年轻时是个木匠，他对生活是很有感情的。这“有感情”主要体现在他对生活“有自己的观察”。后来学了画，出了点名气，日子也开始“顺”了。谁知道，“顺”反而使他痛苦和焦躁，终于引发了“衰年变法”。究其实质，就是重新点燃对生活的热情，用“自己的观察”引发“自己的表现”。这一来，他顿时与从前大不一样。许多鉴赏和临摹底子比他“高”得多的画家都被甩得老远。他终于在晚年脱颖而出。这样讲并不否定他在中年以前的继承，他的基本功是厚实的，是没有白费的。基本功的厚实决定了他创新的步伐坚定，决定了他的创新无可替代。据国画界的朋友说，齐白石的书法功力很深，现在许多人模仿他的画，但是他的字很难模仿。这就是功力。瞎子阿炳一生坎坷更多，没有多少书本文化，但是有一颗对音乐敏感的心。《二泉映月》大约就是对其心声的有技法的记录和摹写。粗犷，真实，带有生活本身的原动力。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条规律——每个时代的大作品之出现，总要先有一些“传统文化的积累”，总要让这些积累变成积郁，已经阻挡、排斥着新文化的出现。也就是说，有了这样的“前奏准备”，再发生一些大的社会矛盾，打击、触发并又感动着“旧营垒”中的某些“过来人”，并把他们硬是搁到九死一生的危险境地。这些“过来人”万般无奈之中，拿起了熟悉的“旧式武器”，同时付诸新的感情和冲突，于是电光石火，瞬息之间，“石破天惊”的新作品就飘然问世。
在世界的文化史中，是否经常出现这样的事实：常常是由不甚具有“文化素质”的粗人，创造出最具有文化内涵的细致作品？初看上去，甚是奇异；再思再想，又觉得十分合理。每一个能代表新时代的大作品，都是由一些“文化”未必多么高超、但必须对生活有着“真情实感”的人去“磨擦”、“顿挫”着写出。当然，光是他本人的努力是“不够”的，事前都得有“传统文化的积累”作为产生的前提条件。到了这位大师准备去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时，最好还能有几位“文化”很高的人从旁协助。这一点，我们从梅兰芳身上看得很清楚，他身边就曾有过齐如山、张彭春，还有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人”冯耿光。所以，梅在诸多方面超越前人就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