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孔繁森做“孺子牛”——访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访谈录

　　学孔繁森做“孺子牛”
——访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
本报记者陈维伟
５月１７日下午，在民政部机关大楼一间敞亮而简朴的办公室里，记者采访了藏族干部多吉才让部长。
“孔繁森的事迹报道，我是含着眼泪读完的；报告团的报告，我也从电视里收看了，自始至终都眼含热泪。”谈起孔繁森，多吉才让的心情显得十分沉重：“孔繁森的事迹太突出，太感人了，的确值得全党学习，对领导干部更有针对性。”
多吉才让侧过身来，向窗外远望，似乎在追忆往年的情景：
“我认识孔繁森，与他有过不少接触，关系够得上‘密切’两个字。他１９７９年第一次进藏，在岗巴县任副书记，我当时是日喀则地委的第一书记。我经常找繁森同志谈工作、听汇报、交换意见。他离藏时，我还欢送了他。第二次进藏，繁森同志任拉萨副市长，我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从而又有很多接触。１９９０年，我调到北京工作，孔繁森还前来送我。以后的几年里，他几乎每次进京，都忘不了来我家里坐坐，谈谈工作和想法。直到去年９月，也就是他殉职的前两个月，我们还见过一面。谁想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噩耗传来，令我难以置信。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我内心深感惋惜和悲痛。繁森还年轻，走得太早，西藏人民是多么需要他，党的事业是多么需要他！”
记者请多吉才让谈谈对孔繁森的印象，他概括地说了四个“很强”：
“一是他有很强的党性原则，即处处事事都以党性原则来处理、来对待。他两次进藏本身就说明这一问题。记得他刚到岗巴时，我曾对他说，岗巴很艰苦，海拔４５００多米，语言、习惯、环境都与内地差别很大。他说，放心吧，有那么多的人民、那么多的干部、那么多的子弟兵在那里生活、工作，我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我一定按党组织的要求把工作做好。至于第二次进藏，我更钦佩他，家有年近九旬的老母、多病的妻子以及３个正在读书的孩子，但他又一次选择了党的召唤。
“二是他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无论什么岗位，他都一心扑在事业上，尽职尽责，脚踏实地，任劳任怨，对分管工作非常投入。他任拉萨副市长时，见了我不是谈建福利院、敬老院，就是谈救灾、防灾，而不是一般寒暄，可以说，三句话不离工作。我任民政部长后，他到我家里谈的大多也是阿里的贫困、电力、交通、雪灾等等，我感到他满脑子都是工作、事业、责任。
“三是他有很强的群众观念。他热爱人民，他对五保户、救济户、优抚对象、残疾人，对群众的困难、灾情，往往带着很深厚的感情去关怀、去帮助。
“四是他有很强的吃苦耐劳精神。他完全把个人安危苦乐置之度外，与藏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哪里困难、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西藏生活艰苦，卫生条件也很差，一个内地来的汉族干部，如果没有很高的思想境界，很难做到与藏族同胞同吃、同住。”
谈到这里，多吉才让部长脸上充满敬佩之情。他沉思片刻，突然问记者：“你们知道孔繁森的事迹为什么能在全党、在全国人民中间引起如此强烈反响吗？我看原因有两个：一是孔繁森的事迹太感人、太突出了；二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热切盼望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都应该像孔繁森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
“学习孔繁森，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记者问。多吉才让谈到：“孔繁森之所以能有这些事迹，自然离不开党的培养和教育，但就他个人来讲，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最根本的。思想支配行动。有了正确的‘三观’，才有思想境界，才有精神支柱，才有感人至深的事迹。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孔繁森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他牢固树立了正确的‘三观’。这是最值得学习的。这也正是我们与他的差距所在。”
多吉才让最后谈到：“孔繁森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楷模，更是民政战线干部、职工学习的榜样，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孔繁森事迹有许多闪光点，比如关心五保户、特困户、孤儿、灾民，还有拥军的事迹等等，实际上都是为民政对象服务。因此，我们学起来倍感亲切。我们民政工作面对的是社会上的困难群体，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很需要有一种‘孺子牛精神’，也就是孔繁森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对那些困难群体，对老少边穷地区，如果不是像孔繁森那样带着深厚的感情，不是像孔繁森那样无私无畏地工作，那么又怎能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