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峰口 [复制链接]

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三九杯征文

　　喜峰口
刘向东
我爷爷说，１９３３年春天喜峰口那一仗打大了，大刀队砍得鬼子头满山乱滚。我爷爷还说，１９４７年他们的担架队从喜峰口回来，一下子睡了三天三夜。
喜峰口在哪儿？遥远而又神秘。
前年在电视专题片《望长城》中头一回目睹喜峰口，它已经在水下了。电视画面上，有大大小小四座关口在水中泡着，有大大小小的鱼儿往来。而无论水有多深，浪有多大，我本质上的感觉是无法改变的，我把那水，看作烟云，我把那鱼儿，看作是依旧往来于喜峰口的兵马，是我爷爷他们的担架队。
我终于有机会去看喜峰口，是在去年初冬，顶着燕山如席的雪，车子开到潘家口水库边上。司机说到了洒河桥了，我听着这地名耳熟，看着也熟。原来洒河桥我是来过的，它离我１５岁上念书的那所中学只３０公里，我和我的同学骑自行车来过一回，只为了专门尝尝这里有名的熘饹（当地人读ｇｅ）鲊，其实也没吃上，只灌了一肚子冷风凉气。
记忆不能生长，但可以唤起。回想起来，有许多事情不是你在寻找它，而是它在记忆的深处等你。这不，洒河桥和它的饹鲊正等着我呢。
站在洒河桥镇望喜峰口，目力可及。当年听我爷爷话说喜峰口的时候，我的耳朵为什么过于迟钝呢？不然那时就应该听得出来，喜峰口离我很近。
喜峰口村（这个村子实际上不复存在了，原址在水库深处，村民零星地迁到山上，但不愿放弃这个村名）马金奎老汉秋天就把渔船的马达拆了，因我们的到来，不得不重新装上。船环山而行，至水库蜂腰处，马金奎老汉的长子马海东说这儿就是喜峰口了，随手往水下一指，说这儿是二道门，那是头道关。我探头探脑看了半天，相信喜峰口就在下面，只是水深不知处。
我们的船靠近的长城垛口，定然是当年云彩和硝烟方能靠近的垛口了。长城一猛子扎到水中，响起阵阵涛声，长城的雄伟，长城的磅礴，成为我心中最悠远的胜景。
夕阳西下之时，我们登上长城的高处，恍惚间，我觉得我是戍边换岗来了。细看我身边的城墙，有深深浅浅的弹痕，还隐约有“大满洲帝国……”标语，就使我想起１９３３年那一仗来，想起１９４７年我爷爷他们的担架队来，我越发觉得自己是换岗来了，我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份儿。
就在我伫立的城楼边上，零星有五间草棚，马海东说那叫五户村，水库的移民，迁走又返迁。到其中一户看看，屋是用泥堆起来的，小而低，却也窗明几净。见一女子，看上去３０多岁，叫声大姐。她掩口而笑，说我已是４５岁的人了，叫大嫂吧。细打听，她的男人做买卖去了，儿子在唐山一个煤矿上班，还有个小女儿，在水库的对岸念书。她每天操持家务，望夫望子望女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击石而歌，闻鸡起舞。她要去接女儿了，我们匆匆作别。回头看她，她的身子是那样紧贴着长城，她的身边，是一株巨大的干枯了的向日葵。诗人刘小放跟她讨得一块石头，圆圆的，拿回来经懂行人一看，人家说那是兵器，名曰“流星”，明代的。
不知为什么，在我要写写喜峰口的时候，我总是想把喜峰口与那位女人联系在一起。她和她的家，迁往他乡又迁了回来，山泥堆做家，一片雪当门。是因为故土难离吗？问题可能就这么简单，也可能要复杂得多。据说抗日战争时期喜峰口城里城外上千户人家在战火中逝去，迁，从何说起，归，又从何说起呢？
４５岁的女人，长得３０岁的人儿一般，这本身就有意义。她站在喜峰口的高处，顾盼水中她自己的和她身后长城的倒影，身边还有一株巨大的向日葵，无论如何，她的感觉不会是“水寒伤马骨”的感觉了。她把她自己安排在了一个昨天与未来时空的交叉点上，安排在了一个和时代命运声息相通的处所，背着怎样的户口都不重要了。
有了上面这些想法，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起来，我是否过于自作多情了呢？转而又想，也极有可能是我发现了什么，比如发现了她在无意识层面上隐蔽着的美丽而又深沉的心性，发现了她希望得到的和她已经感觉到的对她生活的实际意义，我为什么不能尽我所能去理解并代为传达呢？
总之，喜峰口不再是我爷爷讲给我的那一个了。尽管，它已经泡在了水中，它依然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