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人，世纪之交的对话 [复制链接]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社会观察

四代人，世纪之交的对话
本报记者卢小飞
老、中、青、少济济一堂，年长者已经７０多岁，最小的代表才９岁。从来没有哪一次会议像第３次全国少代会这样让你怦然心跳，思想的火花在几代人之间跃动着、磨擦着、碰撞着，老一代的思想沉重却不失深邃，新一代幼稚却异常机敏，构成了世纪之交的一次有趣的对话。
夏令营的话题并没有完
１９９４年初，草原夏令营的磨难教育话题被国人广为议论着，它引申出今日已被普遍接受的素质教育，并被确立为国家规范化的教育思想之一。少年远征队、北极村冬令营、登山夏令营……媒介不断传播着那些令人瞩目的新闻，中国大地上出现一批甘愿经受磨难的少年，并发展为１．３亿少先队员参与的雏鹰行动。记者看到山西朔州市小学生洪乐在住地填写的心愿卡：“让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我要更加努力学习，把每天的零花钱和压岁钱攒下来，捐给那些山里的孩子。”类似的心愿卡有许多，说明雏鹰行动是何等地深入人心。
资深的少先队工作者沈功玲告诉记者，在最早开展雏鹰行动的上海市，素质教育已经被量化为可资操作的“争章”活动。１２个系列的４８枚奖章里，小自家务劳动，大到技术选修科目乃至社会服务，几乎囊括了人的成长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她说：“高分低能的问题讲了多年，道理谁都明白，但为什么解决不了？关键是要用一种机制来代替考试指挥棒。”
按照团中央和全国少工委的思路，雏鹰行动最终要与国际接轨，形成一整套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激励机制。不少人跟记者提起，连克林顿在竞选演说中都要强调自己获得过１６枚童子军奖章，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看重少年时代的素质锻炼。然而，这项工作落实起来依然困难重重。
一些中老年代表指出，新倡导一旦成为“群众运动”就容易流于形式。从４０年代起就从事少先队工作的段镇说，现在自上而下的活动多，但孩子主动自发的活动少。雏鹰行动是素质教育，但绝不能像搞运动似的，要细水长流，常抓不懈。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张先翱教授说，社会参与少儿教育的趋势非常好，但某些夏令营只面对极少数孩子，却向企业拉许多赞助，张张扬扬颇有广告媒体之嫌。他呼吁今后这类活动不要只面向少数人，而应让广大的少先队员都来参与。
不愿当风筝的孩子们
６月３日下午的“跨世纪小主人论坛”发言踊跃，一些孩子敏锐得让人吃惊。山东文登市实验小学的刘红芳第一个走上讲台，她说：“我们是雏鹰，但许多辅导员仍然把我们当做风筝，不舍得撒手。‘百见不如一做’，很多事大人看起来很困难，但我们自己动手却很容易就解决了。”上海市田诚中学的张慧星说：“我做过调查研究，发现很多地方的雏鹰活动都是辅导员包办，雏鹰行动要自主、自动，不能成为算盘珠行动，拨一个动一下。”
当陕西省的严正同学提出要“解放我们的头脑和双手”时，会场形成一个高潮，无数小手高举，发不上言的孩子急得跺脚。有的提出“应该解放我们的时间”，有的提出“实行愉快教学法”，有的提出“少先队活动应该自治”。
面对孩子的问题，全国少工委副主任孙寿山平静地说，雏鹰羽翼未丰，不能高飞，有辅导员的帮助，风筝不仅可以上天，还能飞得很高。这有什么不好？小代表里也有赞成的，山西太原市的李莎参加过少年远征队，她说：“做跨世纪的小主人，不应该离开老师和家长自行其是。”
小主人不该是小大人
如前所述，小孩子们常常从自己的视角提出一些让大人咋舌的问题。河南漯河市１１岁的赵婷提出要“走出手拉手的误区”，她说，在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捐款中，很多同学互相攀比，捐款多的看不起捐款少的，捐款少的觉得没有面子。很多小代表参与了这个讨论，指出有的同学捐出自己的衣物，是指望家长再给买新的。结论为“手拉手不是单纯的捐款活动，是心灵的沟通”，是“通过小窗口，了解中国国情这个大世界”。
面对侃侃而谈的孩子，大人们感到不大自在。固然是后生可畏，然而，在小孩子成熟得让人难以置信的同时，社会上无数的少男少女却依然以大男孩大女孩自居。小孩子肩起了沉重的责任，而许多成年人却毫无责任感，这种错位折射出社会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李启民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少先队员，从当大队辅导员至今已经干了４０年少儿工作。他认为，现在许多孩子太过于成人化了，比较起来，５０年代的孩子比他们生活得愉快。为什么时代前进了，人民生活比过去富裕了，而当代的孩子却活得沉重了呢？少儿教育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用成人的一套强加于孩子显然是不合适的。还是应该提倡解放孩子的思想、双手和时间，使之充分自主地为自己的成长发挥作用。家庭、社会和成人们应该为他们创造一个自主生存的环境。２１世纪是高科技的时代，它需要的是道德、文化、身体和心理素质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接班人。
关于少先队队歌的问答
笔者已离队３０年了，此番重温少先队队歌时，禁不住热泪沾襟。这首歌原是电影《英雄小八路》的插曲，那时的孩子们普遍喜爱它。唱起它，便自然联想到影片中福建前线的小英雄；唱着它，我们度过了少年时代。以后，它出现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后来又成为少先队队歌。这首歌的历史背景本来是很好的革命传统教材，但今天多数孩子却都不知道它的来历。在少代会上，我问了许多孩子，他们都摇摇头。后来，我委托“知心姐姐”在会场上向２６０多名少先队代表提问，只有湖北宜昌市的胡嘉岷、云南大理州的朱明强和上海市的李俊举手表示知道。李俊遗憾地告诉我，她很想看这部片子，但却看不到。至于在这首歌之前，还有郭沫若做词的另一首具有历史意义的队歌，全场少先队员几乎都不知道。这本是一件小事，但记取历史不从小处入手，说教又有何用呢？
为孩子改造成年人的世界
本报去年曾围绕此问题发表过一组文章，与会不少代表对记者说，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尖锐的命题。
７４岁的吴芸红是与会的长者，做了一辈子少先队工作。当年从事地下少先队工作时的艰苦，带给她的是一种愉悦的回忆。吴老是４０年代新少年报上的“咪咪姐姐”，算是“知心姐姐”的“鼻祖”，曾经在白色恐怖时期收到过数百封小读者的来信，她每信必复。她说，少先队工作有很多好的传统，如少先队的组织作用和辅导员细致的引导式教育，在“考试万能”和“金钱至上”等思潮对校园的浸染下，如何发扬这些优良传统，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事。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陆士桢说，孩子接受信息的程度与成年人有直接关系，在新形势下，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基本路线确定的目标去培养跨世纪的一代新人，首先要改造成人世界中一切不利于下一代成长的环境。传统的教育思想遇到的挑战，商品文化带来的拜金主义、急功近利、短期行为，以及中国家族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民族教育思想正处在十字路口，面临着选择和重建。当此关头，教育应该与家庭、社会形成一股合力，而教育内部形成合力更是当务之急。
少代会的话题仍在继续，全民族都在关心并努力寻找着有中国特色的少年成长之路。（附图片）
上图：向国旗敬礼。左图：参加第三次全国少代会的少数民族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张志刚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