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害怕群众突破我们划定的圈子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不要害怕群众突破我们划定的圈子
中共铜川县委书记　梁国兴
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组员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经济条件的不断变化、互助合作实际经验的不断增长和各个生产季节的生产需要不同，互助组在不断地变化着。我们以往对这个问题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因此，看到互助组内一有了变化就大惊小怪起来，或是把一些合理的变化看成了“垮台”。也正因为没有摸清互助组变化的原因和实质，于是用主观主义的办法去整顿互助组，要求“原封不动”、“尽量维持现状”，使互助合作运动走了不应走的弯路。这种作法必须加以改变。
从陕西铜川县六区阿来村了解：全村共有九十五户；一九五一年春季组织了六个互助组，参加的有四十七户；现在该村有十六个互助组，参加的有六十五户（两户在一起搭工的未计算在内）。组织起来以后两年多，互助组的变化是比较大的：由单干农民变成互助组员的共十八户，由互助组员变成单干的十四户，由互助组员变为两户搭工的共十户，由单干户变成搭工的一户。现在全村有十七户单干的。其中有十户都是劳力畜力农具比较充裕，目前生产上没有什么困难的，因而组织起来的要求也不迫切。从这村的情况看，尽管互助组变化很大，但是单干户总是越变越少，互助组是在逐步发展着。再从一个组看：该村陶迎春互助组，是一九五一年春季由住得靠近的十三户挨门编起来的。到一九五二年春，陶振荣等四户嫌组大、耕作不便，退出去另编一个组。其余的九户在今年收麦时也划成两个小组收割。麦收后，两个小组就不再合拢了。像这样的变化，在铜川全县是最多最普遍的。组员退出这个组跳到那个组去的情况也不少。这是开始组织时很多是挨门挨户编组、脱离实际盲目编大组、违反群众自愿的必然的结果；群众这样做并不是不合理的。
我们过去在领导互助组的工作中，并没有正视这种变化，没有找出互助组变化的实质，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用“收拾旧摊子”的办法去整顿互助组，结果是行不通。如铜川四区孙家坳村孙振民互助组，原来组员对组长赵启中不满，不愿和他互助，赵启中本人也不愿当组长，要求退组。我们干部总是希望经过大家对组长的批评和组长向大家作检讨来解决问题；可是，批评了，检讨了，还是弄不到一块。后来改选了组长，赵启中也退出了组，组员们的意见才没有了。（按：一般互助组领导上的问题，经过组员批评，组长诚恳的检讨，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不能不分情况机械地硬套。）又如该区四乡上?峪村，五个互助组，开始是由大组长一手按户划编起来的；中间虽经过几次整顿，但都是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没有让群众根据自愿来结合。结果是：整顿尽管整顿，群众仍然各干各的活。
我们在领导互助组工作中，比较普遍存在的另一毛病是不管互助组发展和提高的程度，认为互助组一定要有计划、有制度，使用工票就好，否则就不行。四区六乡挪坡村高景祥临时互助组，没有一人识字，记的是肚子账，工顶工，组内大体是等价交换的，组员都没有意见。可是，却被我们干部看成是个“没意思”的组，硬叫他们用工票。组里不愿意，干部还不答应。二乡上店村李桂花互助组不使用工票，干部印好工票发给他们，一直也没使用。有些群众说：“互助组不敢叫干部插手。”这个反映，正有力地批评了我们某些干部的主观主义。
互助组里发生了问题，我们干部重视、积极领导、争取少退组、少分化，使它不断巩固、发展，这是对的，但是必须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弄清问题的实质，对症下药，避免盲目从事。尤其是对临时季节性的互助组，绝不能用一种固定的形式去强求一律，或是希望农民组织起来后永不变化。铜川全县一九五一年春季组织起来的互助组中，有很多不是出于群众自愿的，并且组也一下子办得太大了。（当然有条件的，也可以办得大些。）这些组在当年春夏两季的确也很热火，好像没有什么意见似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当时就搞对了。当时群众只是相信共产党的话不会有错，对于互助合作还没有真正的自觉，也没有经验。到了秋季，特别是一九五二年春季，群众经过一个时期互助，有了一些实际经验，觉悟也逐步提高了，也就必然会突破我们原来划定的圈子，逐渐改变原来盲目编组造成的混乱状态。这种变化是合理的。我们必须积极加以领导，结合各个时期的生产任务，对互助组变化的情况、规律以及变化的实质，作进一步的研究，使互助合作运动循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