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不断　花样翻新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专家笔谈

　　摩擦不断　花样翻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冯昭奎
编者按：美日汽车贸易谈判是一个时期来世界经济中的热点问题。这次谈判历时２０个月，直到今年６月２８日，即美国宣布对日制裁的实施日期到来的最后一刻，双方才达成协议。如何看待这项协议？美日两个经济大国的贸易战有何背景？对美日关系有何影响？本报约请有关专家撰文，阐述各自的见解。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日美贸易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战后初期到６０年代中期，日对美贸易收支一直存在大幅逆差。而到了１９６５年，日对美贸易收支转为顺差，其后逐年扩大，并出现一般国家间贸易摩擦所罕见的激烈、复杂、持久、深刻的特征。
　　　　贸易不平衡不断扩大
在７０—８０年代美对日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例如，１９８７年美对日逆差额达５７０亿美元，为１９８０年１０４亿美元的近６倍，对日逆差占美国全部外贸逆差的比重在１９８７年一度高达５６．５％。进入９０年代后，美对日逆差额复又逐年上升，１９９３年升至６００亿美元，１９９４年美对日逆差额又升至６６０亿美元，其中比较突出的对日汽车贸易逆差额达３７０亿美元，占全部对日逆差的６０％以上。
美日贸易失衡还表现在贸易结构方面。以８０年代为例，日本对美出口的前１０种商品（按出口额）全是工业制品，其中汽车一直雄踞首位；而美对日出口的前１０种商品中，在１９８０年除了飞机和办公设备以外，全是初级产品。美在一份报告中不无感慨地指出：“美国好像是日本的殖民地，为了换取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的产品而砍伐木材，栽培谷物。”
　　　　摩擦领域不断扩展
日美贸易摩擦年深日久。早在１９５５年，日向美大量出口“１美元衬衫”，就曾招致美议会对日本棉织品进口的反对，对进口美国的日本棉织品额度加以限制。１９７０年，尼克松政权上台后，要求日本不仅对棉织品，而且对毛织品和化纤制品的对美出口也加以限制。双方经过１１次艰难交涉，最后在尼克松政权的压力之下，日政府以向纺织业提供补偿的方式被迫接受了美方要求。
自６０年代至今，两国间的贸易争端又进一步扩大。从电视机、钢铁，到数控机床、半导体、汽车等高技术领域，两国无不你来我往，你攻我守。以汽车为例，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日汽车制造业趁美国出现“小型轿车热”的机会，迅速扩大在美汽车市场的份额，当时美汽车产业陷入生产数量减少、企业收益恶化的困境，美议会中要求限制从日进口小型轿车的呼声日益高涨。１９８１年上台的里根政权，为了重振美汽车产业，强烈要求日政府对其向美国的轿车出口实施自主限制。同年５月，日政府接受美方要求，规定了向美出口轿车的数量上限（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３年度为１６８万台，１９８４年度１８５万台，１９８５年以后２３０万台）。由于实施自主限制，日汽车企业转而扩大在美当地的生产，以１９８２年本田公司在美设立生产据点为开端，至１９８９年日主要汽车大企业在美共设立了７家汽车工厂（其中两家为合资企业）。随着日资企业在美当地生产的汽车数量的增加（１９９０年达１５０万台），从日对美出口的汽车数量趋于减少。这样，围绕日对美轿车出口的摩擦焦点逐渐转向汽车零部件问题，对日出口的汽车在日国内的流通问题和日在美当地扩大生产引起的“投资摩擦”问题等。
　　　　贸易摩擦方式花样翻新
自主限制，这是日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美在对日贸易交涉中使用的主要手法。
ＭＯＳＳ协议：８０年代中期美政府开始把贸易交涉的重心转向要求贸易对象国开放其本国市场，为美产业扩大出口开拓道路，这种转变典型地体现在１９８５年美日签订的“个别市场协议”（ＭＯＳＳ协议）中，其宗旨就是美日共同就具体产品和服务领域对两国市场的习惯作法进行详细协商，以解开美国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总是很难打进日本市场的问题症结。１９８５年被选作为协商对象的领域有：电子、通信、医药品和医疗机械等产品，在１９８６年又追加了运输机械（汽车零部件）和超级计算机。
结构协商：１９８９年７月美日首脑会谈宣布美日开始“结构协商”，把两国贸易问题的争论引向全面涉及两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层问题的新阶段。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０年举行的５次协商中，美提出要求日加以改进的“结构障碍”多达２００多项，包括储蓄投资、土地利用、流通、排他性商业习惯、知识产权、企业系列化、价格机制等许多方面；日方也指出了美国的诸如财政赤字、储蓄率低等结构障碍问题并要求改进。
数值指标：１９９１年，在“美日半导体新协定”中，美国又把设定“数值指标”作为打开日本市场的新手段，即由两国政府通过协商来规定特定的外国产品或服务在日本国内市场上所占比例应达到的指标。其后，美在许多产品和服务领域以“数值目标”压日本开放其市场。
总的说来，日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可看作为战后日美关系变化的一面镜子。７０年代初日美纺织品摩擦的爆发，意味着日美之间“蜜月”时代的结束和充满争吵的“夫妇生活”的开始。在贸易谈判桌上的美压日让是在两国政治力学上“美主日从”局面的体现，而在经济竞争场上的日攻美守则是在两国经济实力对比上“日进美退”趋势的反映。冷战结束后，由于对两国经济争吵起抑制作用的政治因素大大减弱，这成为两国贸易摩擦更加激化的重要原因。然而，避免由于贸易摩擦而损害两国全面关系，殃及共同的政治、安全利益的考虑仍然是抑制两国贸易战爆发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