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探索 [复制链接]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探索
刘仲林
经过本世纪２０年代和８０年代两次文化大讨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新理论和新体系孕育和探索，已成为中华民族迈入２１世纪富有挑战的历史使命。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目前有三个思潮非常活跃，它们各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理论，努力竞争成为一种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观生长点。
（一）新儒家。“新儒家”一词在近年报刊上出现频率较高。这一思潮起源在２０年代文化大辩论之际，从那以后７０多年来薪火相传，理论建设成果颇丰。如其中第一代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熊十力“新唯识论”体系、贺麟“新心学”哲学；第二代唐君毅“心本体论”体系、牟宗三“道德形上学”体系、方东美“生命本体论”体系等都为新儒学发展做出了贡献。新儒家的使命和宗旨，简言之，就是“返本开新”，一是返回儒学之本；二是开出现代科学民主新局面，以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用其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的话说，就是以中国文化命脉（儒学）为本，创建一个大综合，就是要跟西方希腊传统开出来的科学、民主来一个大结合。
新儒家在理论建构中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缺陷。夏乃儒指出了三点：首先，新儒家坚持中国文化儒家本位说，其心态不免过于狭隘，其思维模式流于单一而将失去开放性，其思维框架仍未脱“中体西用”之窠臼。其次，泛道德主义、道德至上主义和道德决定论，是新老儒学一个根本缺陷。再次，“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也即儒家道德如何与科学民主相容，是新儒家体系内难以克服的矛盾。
（二）新道家。“当代新道家”一词许多读者尚陌生，但其思想源远流长。董光璧在《当代新道家》（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一书中指出，新道家的思想是在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危机形势下，同新儒家思想一起并行发展的。其中，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最早系统地阐明了道家思想与科学的关系，指出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论述了道家思想的现代性，分析了道家直觉理论对科学认识的深远意义；美国著名科学家卡普拉推崇道家思想中的生态智慧，并以此为契机建构他的东西文化平衡的世界文化模式。新道家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隔阂为着眼点，站在“建构世界文化新模式”的高度上展开理论建设，高屋建瓴，气势恢宏。正像历史上儒家与道家对立互补一样，新儒家与新道家亦呈微妙的对立互补：新儒家以“内圣”为出发点，由“内圣”开“外王”；新道家却以“外王（科学）”为出发点，由“外王”开“内圣”，这一“外”一“内”，把二者互补之态勾画得惟妙惟肖。
新道家理论也有其不足和缺陷。首先，《当代新道家》一书展开的新道家理论单薄，没有形成系统严谨的体系；从自然科学知识角度的分析和猜测较多，哲学与人文内容的推理和建构较少。其次，正如新儒家“内圣”开出“外王”遇到困境一样，新道家存在“外王”开出“内圣”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实现其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统一为世界文化新模式的目标和理想。
（三）综创家。“综创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派”的简称，其思想基础和核心是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造论”。
早在１９３５年张岱年就提出了“创造的综合”的主张。其中心观点是：“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方的有价值的精良贡献，融合为一，而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１９３６年张岱年提出具体蓝图：主张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为基础，一方面将中国哲学关于人生理想的优秀传统结合进来，另一方面将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结合进来，由此构成一个“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唯物论哲学文化新体系。
８０年代张岱年先生再次高扬“综合创造论”的旗帜，结合新形势和时代需要，进行了多方面论析和探索，获得累累硕果，被学术界称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带头人。方克立在组织宏大的评论新儒家学术活动中，鲜明支持并深入研究“综合创新派”的观点，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１６字方针，对推动这一思潮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与新儒家和新道家相比，综创家的特点和优势是鲜明的：它不拘泥以儒为本，或以道为本，而是择两者之长综取之，左右采获，克服了偏于人文（新儒家），或偏于科学（新道家）的片面性；它不仅博采儒道两家之长，而且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创”为本，一以贯之，着眼克服中国传统文化“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重大缺陷。今日世界，是一个竞争世界，今日时代，是一个创新时代，专长守势的文化精神，是无法站到世界和时代的前列的。以“创”统而贯之的“综创家”，旨在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的守势，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综创家也有缺点和不足。比较明显的是，综创家评述和论析别人的观点多，自己的理论建构和体系探索少，因而难使众人清楚“庐山真面目”。当然，形成这一状况，有其历史原因。令人欣慰的是，综创家已意识到这一点，并着力加强新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