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喜亦忧话科普——来自科普出版界的报告 [复制链接]

第11版(科技园地)
专栏：

　　亦喜亦忧话科普
——来自科普出版界的报告
王春兰
在动手写这篇报告之前，笔者案头上的几份材料提供了如下一些令人欣慰的事实：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５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加强科学普及工作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使科普工作者如沐春风。有人预言：新一轮的科学普及高潮又要来到了；
新闻出版署的统计数字表明：去年出版的科技图书中，科普图书占２０％强，达４５００余种；
今年９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朱光亚担任编译委员会主任的科普图书精品《大科学家佳作系列》，９月份开始发行，先出版的三本已告售罄；
今年１０月，“’９５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繁荣科普出版事业被提高到空前的议事日程；
…………
然而，在最近有关部门召开的明年科普出版工作规划讨论会上，笔者却得到另外一个印象：
我国科普出版总的形势不容乐观
可喜的２０％只是现象，这个不小的数字背后却是发行量的大大下降。科普出版部门惨淡经营，步履维艰。科普出版社的金维克常务副总编辑告诉笔者：“科普图书出版的品种的确不少，但是，每个品种的平均印数却大大萎缩了。以前，本社科普图书的印数是２０万册左右，现在，突破４０００册的已经不多。”出版界的人士都知道，４０００册只是一个保本数字。
一些科普期刊的日子也不好过。有近４０年历史、由周恩来亲自题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由前些年的５７万份的发行量下跌到３万份，萎缩近９５％。品味很高的、开我国科技期刊先河的《科学》走过了８０年的历程，这几年的发行量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份。如今，走进大街小巷的任何一家邮亭，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期刊世界中几乎难以觅到科普期刊的踪影。
科普作者队伍人才流失严重
“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负责人王临安谈及这个问题时非常忧虑。一些颇具知名度的科普作家这些年纷纷改行。没有稳定的创作队伍，高品位、有新意的作品怎么能不断涌现呢？
一位在我国科普界有口皆碑的科普作家对笔者说：“有人建议我带一带徒弟，我不是不为，实不敢为也。”这里“不敢为”的原因是怕“误人子弟”。一些老的科普作家之所以坚守着这块阵地，是出于多年来的创作感情。在今天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那么多的物质诱惑，又有多少年轻人还愿意为每千字几十元的稿费而笔耕不辍呢？科普出版社副总编说：“这个问题真令人头痛，稿费给少了，没人写；想多给，又拿不出那么多”。
对于科普创作人员来说最大的痛苦莫外乎其成果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在科研单位，科普著作在评定职称时是不算数的。湖北有一位专门为农民写科普的作家，其作品生动活泼、图文并茂，农民看得懂，学得快，用得上，而这位同志一直是中级职称，连参加学术会议的资格都没有。没有一个完善的激励机制，一味地要求科普工作者的奉献，恐怕也是不现实的。
“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
法国政治家克雷孟梭有一句名言：“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单由军人来决定。”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由此引出另一句名言：“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学家来操劳。”在今年１０月份召开的’９５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上，北京天文台天文学家、著名的科普专家卞毓麟说：“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这句话引起与会专家的强烈反响。的确，科普工作应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支持。
其一，来自政府的支持。大量事实证明，在目前情况下把科普出版完全推向市场，对科普出版的繁荣是不利的。据科普出版界的人士介绍，目前生活类科普书刊市场尚好，然而，真正围绕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建设和提高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做文章的科普书刊，往往因赔钱而难以为继。科学出版社自１９７３年逐年组织翻译出版著名的美国《科学年鉴》，一直未曾中断，在１９９１年却因经费困难而“寿终正寝”了。金维克说：“科普出版首先要强调社会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增加对科普出版的投入是必要的，由政府筹措‘科普出版基金’也是可行的。另外，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协调发行部门减轻科普出版部门的负担在实际工作中也应是行得通的”。
其二，来自科技界的支持。谁对科学最了解，最有感情？当然是科学家。尤其是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前沿知识和最新发展，首先只能由这些科学家来传播。不少科技工作者思想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搞科普没出息。其实，每一个科技工作者不都是科学普及的直接受益者吗？我国老一代的科学大师不乏科普专家。我们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人是读了茅以升、华罗庚、高士其的科普作品而走上科学道路的。
其三，来自舆论界的支持。据中国科协普及部的负责人姚昆仑介绍，英国的’９５全国科学、工程技术周办得空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闻单位的热情关注，报道文章多达９００余篇。以前我们对高士其、茅以升等科普专家的宣传很成功，他们多少年来一直是科普工作者的旗帜。相比较而言，今天对科普工作者的宣传似乎成为新闻媒介一个遗忘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