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山野苍生暖——首都部分学者座谈反贫困问题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情系山野苍生暖
——首都部分学者座谈反贫困问题
本报记者祝华新
６月３０日，首都近２０位学者聚首，清茶一杯座谈中国反贫困战略。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康晓光在主题发言中指出，中国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据世界银行报告，８０年代在许多国家是穷人被遗弃的年代，全球绝对贫困人口达到创纪录的１０亿之众。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却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５亿减少到１９９４年底的７０００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３１％下降到７．８％。从国际经验看，当这一比例降到１０％以内时，绝对贫困就不再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而转化为区域性、阶层性的问题了。
什么是“绝对贫困”呢？按照我国制定的标准，即食品支出占全家日常支出的比重超过６０％，而每人日均摄入热量低于２１００大卡。显然，在全社会大步奔小康的同时，剩下的这７０００万人的温饱问题牵动着政府、公众和学者的思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我国要在９０年代消灭绝对贫困，下世纪转入全力反对相对贫困的斗争。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学者们各抒己见、议论风生。曾经在广西挂职担任副县长的康晓光从５０个县的典型案例调查中得出结论：由于这些人在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目前靠全面的经济增长已不可能使他们在短期内摆脱贫困状态。因此，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从道义性扶贫转向制度性扶贫，如明确法定贫困线、专门的组织机构和专项经费。这笔经费由相应的法律加以保障，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而波动。农业部农研中心的温铁军介绍说，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和淄川区鼓励城郊发达村兼并贫困山区村，帮助后者整村搬迁。城郊农民盖新房后腾出的旧房转给山区村民，两年内免交房租。这样既走出了一条易地扶贫的新路，又满足了城郊日益扩张的第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建设部村镇建设司的郑坤生司长对此深表赞同。他说：反贫困的思路需要拓宽，不仅从政府行为、还要从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考虑。下半年他们将组织沿海几个县负责人去青海，不带钱，专门洽谈合作开发项目。此外，西方为鼓励慈善捐款，对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有减免的规定。我们在税收制度上也可以考虑作相应的调整。
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特约研究员秦晖正在编辑《农民学丛书》，对中国独特的乡土社会自有一番独到的感受。人们通常认为：家族势力在不发达地区最有市场。而秦晖则发现，自宋元以来，经济越发达的时代、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家族的影响越大。贫困社会积重难返的原因恰恰在于组织化不够、一盘散沙。他曾经走访过浙江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庄，问起那里为什么脱贫难，许多人都说因为“没有共产党员”、“工作空白”。这是发人深省的文化现象。
座谈会组织者、新世纪城乡发展顾问公司董事长郭家宽最后表示，反贫困是我国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大潮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他们发起这个每月一次的新世纪中国城乡发展论坛，旨在对有关城乡发展的诸多现实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系列讨论，一方面为学者们提供切磋交流和调查实践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公司有关业务寻求理论的支持和指导。“你说我们这是一种经营行为呢，还是一种文化行为？”他幽默地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