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他清白名——读《陶晶孙选集》 [复制链接]

第10版(书评)
专栏：人与书

　　还他清白名
——读《陶晶孙选集》
袁鹰
丁景唐同志从上海寄来一本由他编选的《陶晶孙选集》。不久前，他已来信欣喜地告知此书出版的信息，信中说：“夏公应我之请，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写了序文，为老友平反，为历史作证，可能是夏公最后的遗文之一，甚可贵也。”又说：“而我也算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完成陶晶孙亲人们对我的委托，亦可慰也。”两年多以来，景唐同志为编纂出版此书，精心策划，奔走查找资料，核实最初发表出版日期，编选作品，耗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终于得以问世。他总算松了一口气，我也不禁为他松了一口气，不容易！“甚可贵也。”
说“不容易”，不仅是现在出书很难，出一本不可能畅销的书难于上青天（哪是买一张飞机票就能实现的），更由于要出的是陶晶孙的书。虽说他１９２１年就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一起创立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在《创造季刊》、《创造月报》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小说、剧本和译作，是我国现代文学先驱者之一。１９２９年又继郁达夫之后主编《大众文艺》，面向大众，介绍世界各国的新兴文艺运动；接着又同夏衍、冯乃超、郑伯奇等一起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１９３０年初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后，又长时期从事医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担任《现代医学》总编辑。他还是我国现代木偶剧的创始人和奠基人，甚至自己去无锡惠山采办黏土原料，自己动手制作木偶头。这样一位对我国现代文学、戏剧、音乐、绘画和医学有多方面贡献，又精通日文、德文，深谙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前辈，几十年来，在现代文学史、艺术史上却一直冷清寂寞，处于被埋没甚至不公正的境遇，有多少人知道他呢？如果不是１９９２年他逝年４０周年之际，《新文学史料》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出了他的几位亲人和老友的文章，如果不是现在的《陶晶孙选集》出版，从而拂去他身上的层层疑云污垢，又有多少人会想起他、理解他呢？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既未去延安或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未去重庆、桂林、昆明等大后方，却留在沦为“孤岛”的上海。在上海，他并未参加公开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也不写文章，却同日本人打起交道，有所往来。从此，如同一块美玉陷入污淖，背上了“汉奸文人”的恶名。１９８１年版的《鲁迅全集》注释中就指明他“抗战期间堕落为汉奸”（《全集》第１５卷，第５３１页）。连我这个当时刚接触新文艺的青年学生，就不只一次听说过陶晶孙参加日本人召开的什么什么座谈会，陶晶孙出席什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陶晶孙又如何如何，这样，自然而然先入为主地将他的名同“落水文人”、“汉奸作家”之类沾上边了。然而，这实实在在是天大的误解！事实真相是上海即将沦于日寇之手前夕，当时公开身份是第１８集团军驻沪办事处主任而在党内又负有特殊使命的潘汉年离沪之时，曾经秘密地委托陶晶孙一项任务，要他留在上海，利用过去曾在日本留学，同日本人关系较多、夫人又是郭沫若日籍夫人安娜女士的妹妹弥丽这些特殊条件，做一些有利于中国人民、中国抗战而别人无法做、不敢做的工作。这种任务，当然极其秘密并且带有危险性，除极少数有关当事人以外，谁都不明底细。人们从敌伪报纸上看到的，只是这位当年的文坛老将，忽然跟敌人周旋，为侵略者点缀太平，怎会知道他忍辱负重的凄苦用心呢？那灰暗苦涩的年月中，他始终不曾像周作人那样当上高官，始终不曾涉足日伪文化圈的中心，而是小心谨慎地处于若即若离之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至于他在暗地里如何进行潘汉年交付的工作，可就谁也不清楚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参加接收台湾大学，在台大医学院任教，滞留台北５年。１９５０年，他设法避开国民党当局耳目，携妻儿全家去日本，在日本的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并且继续研究医学，继续从事中日友好事业，直到１９５２年２月被病魔夺去生命，再也没有能回到他挚爱的故土。
一切为中国文化建设做出贡献的人，一切为人民事业做过好事的人，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们。夏衍同志在为此书所作序文中说：“晶孙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在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默默地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这是很精辟的评价。“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而且“默默地”，甚至遭到误解、委屈，蒙受恶名，也不置一辞，这是何等的品格和胸襟！夏公在病床上为故友文集作序，为那一段历史作证，还他清白名，到生命的最后还不忘对老友尽一分责任，更让我们感佩不已。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之际，我们实在不应该忘记这位为那场伟大的战争默默地做了贡献的老作家，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