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于宏观与求实之间——评长篇纪实文学《荡匪大湘西》 [复制链接]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短评

　　努力于宏观与求实之间
——评长篇纪实文学《荡匪大湘西》
吴然
从某种程度上说，报告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纪实文学越来越多地作为一个独立的文种出现在人们面前。由于从通讯衍化而来的报告文学受时效性和新闻性的制约，而一些特殊题材和历史题材则更多的需要以细腻、翔实的纪实形式来表现，所以报告文学的写作必须用更严谨、更规范的方式。因而我们把获得解放军文艺奖的曾凡华、侯健飞的《荡匪大湘西》这样的作品归入纪实文学的范畴，并以不完全同于审视报告文学的角度去评判它，便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了。
历史是事实而不是故事，尽管文学创作常常从这“事实”之中汲取养分并且将其变为“故事”，但两者毕竟不同。事实之于读者是一种信息，而故事之于读者更多的是一种愉悦。为了消解人们把“事实”当成“故事”来读的习惯性观念，作者在资料的获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譬如对某个匪群之所以形成并造成危害影响的考究，对各个地区土匪作案不同特点的原因分析，对局部地域社会环境有着直接影响的大的时代背景的细致交待，等等。这样做的好处是，读者可以客观地看待与认识匪患，把匪患同中国社会、把剿匪同建立新中国联系起来，而不至于仅仅从感官刺激的角度看看热闹了事。
纪实文学终究要在文学的意义上显现出特点来，抑或说，无论现实的还是历史的题材，作品本身提供给人们的除了应该有思想性、历史观及必要的信息等方面的内容外，毫无疑问还应包括有可读性在内的审美因素。尽管我们就这部作品谈到了“事实”与“故事”的关系及其不同意义，但并没因此否认因了“文学”的需要而必须将“事实”摆在恰当的位置上。纪实文学作品的“事实”对现实或历史而言是一种不可更改的存在，它具有稳定性、客观性和真实性等特点，但对文学而言，这种“事实”便是诸如情节、人物、结构等文学的外在和内在构成的不可或缺的元素。例如，作品需要舒缓有致的安排，需要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及神秘性以妥贴的方式共同揭示出来，还需要将合理的分析及想象融会于历史已然造成的存在之中。《荡匪大湘西》在这方面也是成功的。
作品虽然网织了大量材料，并且差不多以最大的努力来安排和驾驭这些材料，但并未因此忽略对人物的描写和塑造。譬如，有关大匪首龙云飞在少年时期与一位土家少女一见钟情的描述，就非常具有散文的意味。这一笔不仅体现了文学的魅力，而且为揭示后来的龙云飞之所以走上“为匪”之路做了必要的铺垫。在作者笔下，匪群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世界，它们代表着邪恶与人性的扭曲。但作者也力图说明这样的道理：土匪不是天生的，他们后来之所以丧尽天良是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在笔力的把握上，有一点是值得称道的——作者没有过于渲染有关土匪如何杀人越货、为非作歹的细节，而有意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节制。如此构篇不但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土匪残暴的认识，反而避免了可能存在的寻求感官刺激这类不健康阅读心理的产生。就此而言，《荡匪大湘西》就明显有别于同类题材的庸俗之作。
作品对解放军围剿、分化、改造土匪的过程所做的交待多以侧面抒写为主，如此写法的确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的剿匪情形。对四野的这支野战部队来说，与盘踞深山的土匪作战，其难度不亚于同国民党正规军交手。由于“社情”的异常复杂（例如怎样辨识土匪与老百姓就十分困难），解放军在正面剿匪的同时，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作品向我们表现了一个隐形的却又充满硝烟与危险的战场。我们由此看到了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在剿匪战场表现出的特殊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