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论话语的探寻 [复制链接]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对中国文论话语的探寻
曹顺庆
世纪末，是一个总结的时期，回顾20世纪，人们在沉思着流逝的岁月；世纪末，又是一个翘首的时刻，企盼21世纪的辉煌，人们在思考着将至的未来……
回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我们应当总结什么？我们能总结出什么？翘首将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我们应当思考什么？我们能思考出什么？最近出版的《中国文论与中国文化》这部著作，正是我们一些思考的轨迹，是我们迎接21世纪的一点小小探索。
21世纪，中国将走向世界；中国古代文论，也终将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冲突和交汇之中走向世界。作为世界上三大古文论体系（中国、印度、欧洲）之一，中国文论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显然没有被世人（包括中国人自己）所认识和承认。当代中外学界，仍然对中国古代文论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得出了一些否定中国古代文论的错误论断。例如，在台湾有人认为：“中国文学，丰富含蓄；但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却缺乏系统性，缺乏既能深探本源又能平实可辨的理论。”在我们这里，也有人一提到中国古代文论，便认为“零碎散乱”。这些都充分说明，要想让中国文论真正走向世界，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首要的是“认识你自己”，即让中国人真正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面目。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索认识中国古代文论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的路径。这种探索，大约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其一是以西方文论为参照，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其二是从总体文学的角度，在整个世界文学、文论发展史中来认识中国古代文论；其三是从文化探源的角度，来深入认识中国文论。这些探索都在我的《中国比较诗学》、《比较文论史》、《生命的光环》等著作中作了较充分的表述。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文化探源的研究，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因为中西的比较以及从总体文学角度的研究，都必须以文化探源为根基，否则，中西比较必将导致肤浅的，甚至歪曲的、错误的结论。当然，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地位，承认古代文论的理论价值，并不是我们研究的最终目标。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开掘出古代文论的丰富的宝藏，让它参与现当代文学理论大厦的建造，尤其是在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与交流之中达到交汇和融和，从而激活中国文论中许多具有价值，富于生命力的东西，在古老文化的大树上，绽开理论的新花。然而这种建构的参与，这种对话与交流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前提，就是首先要认识并承认中国文论的本来面目、历史地位以及理论价值；没有这个前提，参与当代文论大厦的建构只能是面壁空想，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与交流也只能是一方的一厢情愿和另一方的不屑一顾。因为对话首先要有自己的话语，否则所谓对话只能是一方的独白和另一方的失语。中国文学要想真正走向世界，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也要重新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否则，中国文学就只能充当西方文学的摹仿者、追随者甚至附庸。
“千年的铁树要开花，万年的枯藤要发芽。”寻回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在与东西方文学对话之中建构当代文学理论的大厦，这既是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最迫切、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我们研究的最终目标。但愿《中国文论与中国文化》这本书，能够成为我们漫漫求索途中的一块铺路石，为我们中国文论走向21世纪架桥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