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丰收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高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丰收
本报记者　方青
到高坎村去
离开沈阳市，一直往东走，当你已经望到煤都抚顺的朵朵浓烟的时候，高坎村就在眼前了。一批一批的卡车，从这里把蔬菜运走。拖拉机正在突突地翻着地。村里，十几个人欢笑地围着一台飞转着的脱谷机忙碌着，虽然到处都飞扬着烟尘和绞碎了的豆叶，但并不能挡住人们张着大嘴说笑。这边是大堆的一尺多长的玉米棒子，那边又是红山似的高粱——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片丰收的景象。
是的，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获得了空前的丰收。这是一张分配生产果实的简略账单：全社五十八户，三百二十九人，土地九百四十七亩（每亩一千平方公尺），农业和副业生产总值共折成一百一十三万斤标准粮（拿玉米作标准粮，下同。千斤以下的零数概按四舍五入核算，下同。）
在总产量中除去农业税、公积金、明年的籽种、饲料和今年的地租、社员投资利息以及生产开支、管理费用等，每个劳动日分四十斤标准粮，比去年每个劳动日分二十四斤半粮高百分之六十三以上。如果连社员所得的地租和投资应得的利息加在一起，拿全社人口来除，平均每人的收入是一千九百一十九斤。
回过头去，看看旧社会的高坎村——占人口百分之八的地主，拥有百分之九十点七的土地，最高年产量，平均每亩只有三百七十斤粮。一九四八年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在党的领导下，农民们组织互助组，去年又发展成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年由于改善了经营管理，提高了农业技术，获得了平均每亩七百六十七斤粮的丰收。
新经验加拖拉机
今年一月间，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张振发，到肇源去参观，把任国栋的领导方法和丰产经验带回社里来。这以后，区上又召开了座谈会，聘请这个社的两位老农参加，研究如何在当地推广肇源耕作法。老农之一叫赵恒玉，把肇源耕作法概括成密和匀两个字。一九四九年，刘海林家种玉米，是由妇女刨埯种，她见男人是一步一棵苗，她也一步种一棵。她忘记了男人步子大，一步二尺半，她一步才迈二尺，因此她种的棵数就比别人多百分之二十。到秋收时一看，她种的玉米穗一点也不小，因此比别家玉米多收了百分之二十。这一事实恰好印证了肇源的经验。这样，大家的思想就慢慢地一致起来了，最后决定：按每一尺八寸的距离种玉米，垅宽也比以前紧缩了二寸。把每亩的棵数由以前的二千棵提高到二千九百余棵，这是使今年每亩玉米均产七百斤自然粮的主要原因。
张振发介绍肇源丰产经验时，说种谷子要使垅宽苗散，在一条垅上留两行苗，犬牙交错，他们叫作
“狗咬纹”。根据这个经验，农业技术员吕善祥面对着播种机想：肇源的丰产经验是好的，给我们很大启发；但他们是用的旧农具。我们既有新式马拉农具，就应当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一步。最后他把播种机上的“开沟器”并在一起，拿尺子一量，研究出了一条垅上播三行苗的办法，垅宽四寸五，每一寸五到二寸一棵苗，三行交错，留成“拐子苗”。这样播种和间苗的结果，把每亩棵数由肇源的四万棵，提高到五万三千余棵。一亩地平均打了六百五十斤。
用播种机种麦子，社员十分拥护，但不同意用它种大豆。原因是去年用播种机种的大豆，有百分之二十没有出苗，棵小，结的荚都贴着土皮。群众说：“兔子在豆地里打滚，还能看见肚皮。”另外还有个插曲：去年用新农具种的大豆，是刘恩贵培土，四寸厚；紧挨着的一块豆地是用旧农具种的，由乔栋云培土，他因为图快，只培二寸厚。后来呢？旧农具种的生长很正常，播种机种的棵矮、发黄、不长杈。吕善祥把当时的情况一研究，总结了两条教训，第一条是种的太深——七公分，豆瓣顶不出来（豆苗出土时豆瓣在最上面），因而出苗时豆瓣已脱落，致使小苗枯黄。第二个教训是培土太厚。总结了这两条经验之后，今年还是用播种机双行播种，每棵之间距离四寸，浅种浅培，结果每亩产四百六十二斤大豆。
除了播种机所发挥的作用以外，整地也好，他们实行连年深耕，细耙，耙后又用石磙轧实，石磙后面带着树枝敷平，这使土质松、平、碎，又易于保墒。比方今年小麦遭夜盗虫，但是由于种的早，养分充足，棵子粗壮，虽然有的叶子被吃光，但并没有影响收成。邻村有一块和高坎社毗连的玉米，因被水淹而减产，而高坎社的玉米则由于它比邻村玉米平均高二尺，因而产量没有受多大影响。
不仅是新农具发挥了作用，麦收以前，技术指导站还来了三台拖拉机，帮助脱谷、翻地。仅仅从麦收到秋收完毕，统共节省了合作社二千七百八十个人工和马工；而且地翻的深，耙的平，粮食也干净，避免了糟损。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百二十五亩的小麦和马铃薯，如果完全用人工、畜工来收割、打场、翻地、耙地，要用七百个工；全社总共五十九名男劳动力和十七匹骡马，把全部力量都用上，也要十天才能做完。事实证明：新农具和拖拉机等于给合作社增加了劳动力，带来将近二十六万斤粮食的收入。
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自觉的劳动
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理事之一，叫赵国顺，狭隘、固执，不听社员意见。今年春天学习肇源耕作法，他百般阻挠，挫折社员的意志。正在春耕期间，社员们一致提议，改选领导干部，谁也没有投赵国顺的票。紧接着又改变了生产组织，成立两个农业生产队，每队下分四个组，妇女单另编组，归队领导。生产队又都固定地段，从春耕到秋收全部生产过程，由固定的社员负责，便于发动生产竞赛。生产组又实行了短期包工，立刻把劳动效率提高了三分之一。夏锄开始后，妇女们间苗也实行了按垅计工，共产党员、妇女委员赵刚，事先估计到这是个细致工作，一开始就注意了检查草拔净了没有，留苗是否等距。后来又规定缺苗的地方要补种，她又发动妇女在口袋里装谷籽，有缺者即补，并发动大家互相监督。发现孟玉兰没有补苗，还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她们就召集妇女会，展开群众性的批评。
李文德赶车时，沿路捡了七十多个高粱穗，路过自己的门口时，没有把它放到家里，而是不声不响地送到社里的高粱垛上去。“社里”，已经成为每个社员的口头语，就和他们经常说“家里”一样。
“我要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
秋收以前，高坎农业生产合作社专门组织了分配委员会，把每人的劳动日，应得的各种粮数，以及地租、生产投资应得的利息，完全写在通知书上，送到每个社员家里去。各家只要把粮仓准备好就行，合作社连烧柴都给社员送到家去。社员们谁也没有估计到能分这么多粮，接到通知书后，也只是从数目字上知道了，还不晓得这几个洋字码顶多么大一堆粮，因此好多社员家里的粮囤盛不下，弄得盆里、罐里到处都是粮食。
赵国绪老两口子和一个儿子都入了社，三个人得五百六十五个劳动日，仅劳动方面所得，即有一万一千三百斤粮，还得五百一十万元现款（这是卖菜所得和副业收入）。赵国绪说：“粮食一进家，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毛主席。我要把多余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帮助国家建设。”刘恩贵去年还对合作社心存疑虑，以为入社是“给公家干活”，因此做活煞不下腰去，结果分两千多斤粮。今年思想通了，把老婆也动员入了社，两口子得了二百九十个劳动日，他们计划省吃俭用，多卖给国家一些粮，把所得的钱来盖两间房，还能圈起个小院套。六十岁的赵恒玉，今年还得了一百五十个劳动日，他说：“打十几岁就下庄稼地，直到现在才找到了合作社，我算至死也不离开这条道。新中国才这么几年，合作社就办起来了，以后国家的工业发展了，咱们的社就更提高，生活就会更好。”
现在，拖拉机正在昼夜不停地翻地、耙地。一部分社员在整理已经栽好的七百九十棵葡萄。另有两辆车往村外拉砖，准备明年春天打井种菜。生产管理委员会和技术指导站正在计划——明年再多种二分之一的商品粮，发展两槎作物，多种蔬菜，尽最大努力供应城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