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工作日制度—新的工作作风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新的工作日制度—新的工作作风
苏联 阿拉里契夫、维里契柯、索柯洛夫编者按：自苏联部长会议规定了新的工作日制度以后，苏联各机关即先后遵照执行。“真理报”九月一日曾为此发表社论（译文见九月二十三日本报三版）。此后，苏联报纸曾陆续刊登关于这一制度实行情况的报道。现将九月二十九日苏联“文学报”所载阿拉里契夫、维里契柯、索柯洛夫合写的题为“新的工作日制度—新的工作作风”一文摘译如下：
一、紧凑的时间
在还差一刻钟就要上班的时候，我们和煤矿工业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走进了座落在诺根广场上的大厦。在电梯门口排着一队人，另外一些性急的人就步行走上楼去。九点正，每个人都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们知道，谁也不会妨碍他们，不会打断他们的工作，邀他们去开会，因为在煤矿工业部上午是禁止开会的；因此，从第一分钟起就集中精力做工作。
明确的工作日制度加强了纪律，并且要大家尽更多的责任！
瓦隆柯夫同志是乌拉尔·卡拉冈达和中亚煤矿开掘科科长，他说：“过去由于晚上不睡觉耗费了多少时间，多么损害健康！以前是怎样的呢？我到得很晚，在我未到以前，我们科的工作人员没有人领导。我来了后，就去参加会议，因此，科里的工作仍旧没有领导。要参加的会议实在多得无数。午饭时间也没有什么规定。工作人员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去吃。当我去找其他科或局的某个工作人员时，常常碰到他正在吃午饭。有多少时间浪费在这种情形上？现在，整个部都在同一个钟点吃饭，这样的情形就没有了。”
在九月一日以前，大部分工作人员每天晚上都到部里来，每天要比现在多做好几小时的工作。我们所遇到的工作人员都一致认为夜晚工作的效率是很低的。
新制度执行的头几天就表明：现在能比以前做更多的工作，并能把工作做得更好，而且，这都是完全在正常工作日制度规定的工作时间中做的。
在以前，有一条虽无明文规定，但被公认的法规：“谁不在每天晚上工作，谁就不是好的工作人员！”因此像在总机械局里，局长、三位副局长和科长们每天晚上都在局里工作。从晚上九点坐到十二点——这算是份内工作；有时还过十二点，一直坐到深夜两、三点钟——这不算是份内的工作。他们坐着做什么呢？主要是等领导的召唤。
同时，他们在白天工作得很悠闲，为一些小事可以避开正事。每个人都想到晚上做他白天没来得及做的工作。于是，就无目的地从这个办公室溜到那个办公室串起门子来了，在走廊里高谈阔论起来了。而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他必须在下午六点钟前做完所有的工作。这就要每个人守纪律，要每个人把工作效率提得更高。
由于所有的领导者都与普通职员一同上班一同下班，一切问题就可以毫无拖延地解决。
在三、四小时的有效劳动后是一小时的午饭时间。以前是这样的：在白天十二点到五点，大家按照表格规定的时间（实际上是随便什么时候）去吃午饭。现在这种现象没有了。整个部里的人都规定在同一点钟内吃午饭。
在晚间，工作完毕后，留在部里的只是值班的人。值班的人用电话与全国煤矿联系，但这也仅限于和各煤矿公司的值班的人谈话。不允许在晚间把煤矿公司，托辣斯和矿井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叫来通话。
二、六点以后……
离开煤矿工业部大厦后，我立即遇到了一对夫妇。
“怎样？”我问。
“严格的纪律！近几天来我已去看过四次戏。必需看的书已放到书架上。最近我接受了一件社会工作——立即参加我女儿的学校的家长会工作。我还时常监督我的儿子在大学学习。我还没有习惯，因此很惊奇，怎么有这么多的事情！原来我能为家庭，为我自己，为人民做这样多的事情。”
计划科副科长斯米尔诺夫说：“我在部里工作的十三年来，这是初次每晚与我的孩子们一起在家度过。我有三个孩子，他们都在学校念书。以前很少看到他们的学习日志。现在我可以说，我能经常检查他们的家庭作业做得怎样。有时还一家子在一起看电视，这是多么快乐啊！”
毫无疑问，苏联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是，与任何新的事物一样，巨大的转变没有不是在消除一切对新事物的阻碍的过程中产生的。所谓“日常生活的小事”在这里也就有了重大的意义。目前，已产生了不少必须解决和可以解决的迫切问题。三、尚待解决的问题
到现在，在许多部里仍然还有很多积习很深的在半夜办公的人。
有人与他们争执起来了。我们参加了一次争论。我们同情那些使人信服地证明了在正常的工作制度规定的工作时间中仍能提高产煤量的人。问题仅在于每个人要对自己的工作负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多的主动性。换句话说，问题在于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工程师，党的积极分子和处长及科长在谈话中总是问同样的问题：“部里的工作人员应该怎样？”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要是一位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没在矿井中工作过，那么，他就不能顺利地担负起工作任务来。有一个计划工程师论证了这点：
“为什么计划科的工作人员在月底那几天老要把工作拖到晚上呢？因为要制订下一个月的任务和计划就必须要有各地方的完善的材料和综合资料，而部里和地方上的没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却妨碍了这个工作的顺利的进行。往往总要打电话问几次，重整理几遍或再检查几次。”
另外一部分人承认这种情形是不正常的，但是他接着就会带着讽刺的口吻对你说：“有人已在唠叨开了：为什么我的下属不早一小时上班呢？为什么他不把工作带到家里去做，为什么不在晚上搞工作呢？”然后，他们又说出一些道理来：“好啊！在部里工作日制度实行得很好，晚上六点后就只有值班的在部里了。可是，地方上怎样呢？……请你问一问涅什当纳雅煤矿或者是任何一个煤业托辣斯，是不是每天晚上除值班的以外还有人在那里？不成问题，保险有！”
好些地方的煤业公司直到半夜仍有人呆在办公室里工作。
显然，如果在诺根广场上（按：此处有煤矿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和电站和电机工业部）他们已改造了自己的工作，那么在地方上则还没有完全这样做。很清楚，在许多矿场里突击主义异常根深蒂固，而煤矿工业部对于打破这种恶劣的工作作风却做得太慢和太不坚决。
四、阻碍和可能
抱怨也不少，向六十二个煤矿工业部工作人员调查的结果，有四十九个对莫斯科市的交通工作表示不满。交通工作在适应新任务上——在同一时间内使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大军又快又舒适地到达工作地点——做得太慢了。
在九点钟与各部和其他中央机关同时上班的还有商店、诊疗所和日用品制造厂和劳动组合。这样就造成了两方面的不便：第一、同时上班的人数大为增加；第二、职员们在工作时间以外，没有可能利用这些服务机关。
为劳动人民日常生活及文化需求服务的机关应该工作得更灵活些。
在这方面，还应当向苏联煤矿工业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之家”提出郑重的要求。……在三十个空闲的晚上，“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之家”以什么引起人们的兴趣呢？大概，只有一次纪念托尔斯泰的晚会。计划中的办法是有很多的，可是，很多房间以及图书馆和阅览室则每天晚上都是空的。
使人惊异的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之家”的管理处，在懂得必须改造本单位的工作之后，即高高在上，不去分析工作人员日益增长的新要求，只是在形式上做一些工作。图书馆得到了大批的文艺和技术方面的新书，而不去对读者们介绍，也不善于启发读者们的兴趣。有一次，在一个能容五百人的大厅中举行了演讲会，但听讲的只有五十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在部里才已举行过同一题目的演讲会。
现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之家”并不比以前更吸引人，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人已忘记了职员愿意与家人一起度过夜晚，而且现在他们也能如愿以偿。但是，为了使工作人员与家人一起到俱乐部来，俱乐部做了些什么呢？工作人员的妻子儿女是否也喜欢听工作人员本人要听的技术报告和讲演呢？除了书报和下棋外，他们是不是还能玩些别的东西呢？难道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的业余表演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吗？
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了，工作人员已习惯了每天晚上时间是自由的，要使每个晚上都有一定的内容。但是以什么内容来充实它呢？这不是无所谓的问题。这问题涉及文化需要（现在特别应该注意到兴趣和习惯的培养）和文化供应。这么大的一个部却没有一个充实的技术图书馆，并且，一般总是把图书馆的工作放在不关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形难道能容许吗？
我们所想到的这些问题应当引起党、青年团、工会组织的注意。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学习问题。现在，可以用来学习的时间已经增加，渴望学习的人也显著地增多了，但是，提高业务水平的客观条件仍旧与以前一样。有些工程师在与我们谈话时提了一个意见——在煤矿工业学院中可以附设几个小组，以便煤矿工业部的工作人员参加学习提高业务水平。
在新的工作日制度实行的头几天，申请进函授学校和专科学校的人就大为增加。专家们重又下笔写还未结束的学位论文或总结自己工作经验的书。苏联知识分子的广大队伍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显得更为活跃、更为积极了。
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尽量利用新的严格的工作制度的优点和便利条件——这是一个任务，它应该通盘地来解决。在这里，需要集合机关中的行政和群众团体的力量。在这里，商业、运输业、食品业、娱乐业以及诊疗所和成衣店，日用品制造业和公用事业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力量应该结合起来。
当然，这不仅要莫斯科机关这样作，还要其他城市的机关也这样作——要知道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不仅要中央机关建立严格的制度，地方上的机关也必须建立。
没有疑问，在改善机关的工作和提高人们的业务方面，扩大他们的政治和文化的知识方面，以及加强他们对年轻一代的教育的工作方面，新的工作制度一定会很快地表现出它的优越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