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孙炳炎先生话当年 [复制链接]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孙炳炎先生话当年
吕元明
孙炳炎先生乘自家小车从哈尔滨驶抵长春已是下午三时。先生几乎跑了一天，仍精神矍铄，欢迎的人们不相信他今年已是８４岁的高龄。
孙先生祖籍福建省同安县仁德里孙厝村，父亲因不堪旧社会的折磨，于１９２５年移居新加坡，翌年举家前往。孙先生时年刚１４岁，只在国内读过小学，便不得不走进社会，先后做过辛苦的学徒、店员、记帐员。１９３２年，随长兄开始独立经营商业，逐渐获得成功。
孙先生虽少年受苦，却胸有远志，自学不辍。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孙先生为日本侵略中国而义愤填膺，曾执笔著文怒斥日本吞并中华的野心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孙先生激愤难禁，和另一位要好朋友找到南洋抗日爱国领袖陈嘉庚先生，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武装斗争。陈嘉庚先生说：“你们爱国精神是非常好的，但你们回国能干什么呢？打日本吗？那里打日本的人有的是，中国不缺人，缺的是物资支援，你们在新加坡，也能参加抗战。”“我们听了陈先生的话，看到他那严肃的表情，同意留下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建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伤兵总会。我受大家拥戴，被选为芽笼区筹赈分会主席。陈嘉庚先生推荐我为新加坡怡和轩董事会董事。”
谈起日军的暴行，孙先生愤怒仍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本空军对新加坡发动突然袭击，狂轰滥炸。英军在战场上又出人意料地很快垮下来。大家纷纷逃难。孙先生本想将母亲送到马来亚柔佛州笨珍去避难，因为母亲怕冷，便又留在新加坡。日本占领新加坡后，以“检证”名义，清查抗日人民。每次“检证”，日军宪兵亲自出场，特务站在旁边，一一盘查，大批大批人被拉去枪杀和处死。战后，新加坡发现了多处大屠杀的地址。当时新加坡不足８０万人口，华人约６０万，被杀华人却达７万之多。作为筹赈祖国伤兵总会芽笼分会主席的孙炳炎，自然是日本追捕的对象。孙先生只能东躲西藏，这自然不是长久之计。后来花了一笔巨款，买通给日本当翻译的一个姓李的台湾人和日本宪兵部，才算过关。但日本宪兵部将他找去，当他面对捉来的人施用毒刑，恐吓他，追问陈嘉庚下落。孙先生回答说，自己是建材商人，和陈嘉庚只是商业往来，不知道他哪去了。宪兵对他说，以后要随叫随到。其实日后如果不是孙先生及时隐藏起来的话，他也就在劫难逃了。
日本失败以后，孙先生重振事业，到６０年代　，孙先生的森林企业有限公司，已发展为１７家子公司的大事业。横跨建材、房地产、贸易、金融、矿业、种植、电脑等多种行业，为新加坡的经济振兴作出了贡献。
孙先生不只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位热心于公益的人。他先后担任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董事、副会长、会长，现在是名誉会长。在任总商会会长之职时，正值新加坡独立前后，先生曾作为向日本追讨侵略战争血债委员会成员，领导过大规模群众运动。孙先生谈起往事和今天的日本时说：“日本的某些人不承认侵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允许的，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我历来态度严峻，必须黑白分明，而不容含糊，更不容许翻案。这不只是日本的事，也是亚洲各国人民的事，怎么能由他们胡说。”
孙先生曾说，新加坡独立之日，新加坡华人就是新独立国家的人民，应为建设新国家而贡献力量。早在５０年代，孙先生和新加坡其他华人领袖，应中国政府之邀，就曾来华考察。周恩来总理谈到华人不一定回国参加建设，而是将中国作为“娘家”来对待的那段有名的话，就是接见孙炳炎一行时说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孙炳炎先生开始在厦门投资。
孙先生在哈尔滨也有企业。当我问他为什么到哈尔滨去投资时，孙先生回答说：“我当年在新加坡参加抗日斗争的时候，唱过一首歌。”孙先生随口哼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大豆高粱……”唱罢，才从遥远的回忆中回过神来，说：“所以，我特地到那里投资，那里有松花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