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看“文华”五度花——第五届“文华奖”漫笔 [复制链接]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

　　喜看“文华”五度花
——第五届“文华奖”漫笔
康式昭
文化部从１９９０年设立“文华奖”以来，作为舞台艺术的政府奖，已经评选五届了。
第五届“文华奖”共评出文华新剧（节）目奖１２４个，文华大奖３２个，包括戏曲１５个，话剧７个，歌剧６个，舞剧３个，歌舞乐舞１个。同时，评出一批单项奖，包括文华剧作奖、文华词作奖、文华导演奖、文华编导奖、文华音乐创作奖、文华舞台美术设计奖和文华表演奖等。这届文华奖的评选，不仅推出了一批戏剧乐舞佳作、精品，还推出了一批出色的艺术创作骨干和优秀的艺术表演人才，有力地推动了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对艺术创作的调控和管理工作。
第五届文华奖共评出文华大奖６个，包括戏曲《三醉酒》（评剧）、《木兰传奇》（龙江剧），话剧《旮旯胡同》、《同船过渡》，歌舞乐舞《土里巴人》（土家族婚俗系列舞蹈剧），歌剧《鹰》（音乐剧）等。文华新剧（节）目奖２３个，各类文华单项奖共７０个。
纵观这届获奖剧目，我认为，有几个鲜明特点，值得重视。
　　植根生活，关注现实
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特别要提倡和奖励创作出一批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风貌，鼓动人们奋发向上的作品。”关注改革开放的现实，植根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时代嬗进的风云变化，塑造时代品格的新人形象，是这届获奖作品的突出特点。就题材而言，评出的２９个剧目中，现实题材１３个，历史题材１２个，神话、传说、民俗等４个。现实题材占了重要位置，比上届增加２０％—３０％。就质量说，６个文华大奖中现实题材占据半数，打头的是一个县剧团创作演出的戏曲《三醉酒》。
吉林省双阳县评剧团的《三醉酒》位列榜首，给人以丰厚的启示。剧作描写一个贫困山村支部书记龙友带领乡亲脱贫的故事。作者把主人公置于不正之风的重压之下、走集体致富道路障碍重重的处境之中，赞颂了肯于忍辱负重然而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品格，塑造了宁愿委屈自己而拚得集体有望的基层干部形象。剧作敢于正视现实，勇于揭露矛盾。相对于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一个区区信用社主任，就权大包天！手里攥着贷款，就可以肆意刁难人、折磨人、羞辱人、糟蹋人。而斗争的实质则在于：是扶持国家定下的扶贫项目，办集体鹿场，走共同致富的道路；还是以权谋私，把这个优惠项目攫为己有，不顾乡亲死活，个人发家。这里，剧作通过活鲜鲜的事实，形象地回答了人们脑子里的一堆疑问：如今，在联产承包、分散经营的贫困农村，乡亲们有什么难处？谁去管他们？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干什么？他们应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怎样才能干成？……看到舞台上的龙友，联想起现实生活中华西村、窦店村、韩村河村等地的“龙友”们，我们完全可以说，我国农村大有希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大有希望！
发现和开掘生活中的真善美，鼓吹之，讴歌之，是作家艺术家的历史重任和社会良知之所在。“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湖北省武汉话剧团演出的小剧场话剧《同船过渡》，写的是普普通通的居家琐事，邻里纠葛，剧作却能从平凡中发现高尚，于琐细处捕捉伟大。正像作者沈虹光所说，有人写戏为表现自己的智慧，有的为谋生，她创作则为的是呼唤真诚，呼唤同情，歌颂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她认为：“社会需要通过艺术给人美，给人向上的力量，给人道德熏陶，给人敲起理想和追求的钟声。只写礼崩乐坏，人心灰暗，不写理想追求，奋发向上，戏剧就缺少倡导真善美的警世力量！”这正是江泽民同志号召创作“鼓励人们奋发向上作品”的具体化，而《同船过渡》巨大魅力之所在，正在于老船长那饱经人世沧桑赤诚不泯的心灵之美，点亮了蒙受尘封的年轻人内心的火花，化解了邻里间小是小非的矛盾，树立起了人世间新的纯真和谐的社会关系，从而展现了“真善美的警世力量”。
要力求和群众同着呼吸，共着脉动，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把“话”说到人们的心坎里。北京人艺的话剧《旮旯胡同》的成功，给了我们特殊的启示。这是一出习称的定向戏——写北京市的危房改造。而人们通常说起定向戏，难免在带有某种贬意：“无非是政策戏，宣传戏，吃饭戏而已，没戏！”剧作家兰荫海同志，深入危房改造第一线，参与其中，获得了与百姓心心相通的创作灵感，“没戏”写得很有“戏”，匠心独运，成就了一部佳构。作品谢绝打“思想广告”硬性灌输和政策说教，紧紧抓住人物命运这个轴心，写性格冲突，感情变化，思想升华。既鞭笞了充斥其间的不正之风，包括某些无奈的小狡诈、小算盘，又讴歌了第一线干部的耿耿忠心和老工人老劳模的宽大胸怀；既不掩饰困难和阴暗，又让人看到希望和前景。可谓提供了一幅生动鲜活的世象图，架起了一座沟通政府和民众心曲的桥梁。演出获得多方面的好评，决不是偶然的。
豫剧《红果红了》从一个小镇寡妇新时期命运的变迁，折射出时代的前进，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面貌的变化。《秧歌情》写民间艺人执著的艺术追求及其命运沉浮，情溢舞台，感人至深。《筒车谣》写农村妇女博大的爱心，善良淳厚的品格，以及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觉醒，那《筒车》般厚重的历史感，扣人心扉。
１９９４年是话剧和大型歌舞的丰收年，好戏连台。《结伴同行》、《热线电话》、《白雪花》、《司法局长》以及《三峡情祭》、《天山彩霞》和歌剧《克里木参军》等现实题材作品，都各具特色，各有成就。
　　时代精神，历史眼光
这届参评的历史题材创作，在去年第四届艺术节、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百周年等重大艺术活动的基础上，也推出一批好作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横比现实题材创作、纵比近些年同类作品，相对地说，我以为成绩不算理想，缺乏突出的大作和精品。
表现历史事件和人物，原本是戏曲的长项，特别是那些有深厚传统的古老剧种。问题是，如何出新，如何突破，如何求得总体质量的提高。具体说来，如何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今天的视角观照历史，而又不失其真，不离其本，亦即如何实现时代精神与历史眼光的统一。这是广大戏剧工作者共同探索的课题，悉力追逐的境界。可以说，许多获奖剧作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当然，也难免有得有失。
立嗣之争，是封建王朝贵胄权门基业延续的大事，也往往包含着尖锐激烈的斗争，一些作者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这里。天津青年京剧团的《曹操父子》是其中的佼佼者。剧本围绕曹操选择接班人问题，展开了一场父与子、兄与弟之间“煮豆燃萁”的血淋淋的厮杀。剧作的可贵处在于对人物内心世界、感情波澜的深层开掘。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曹操，既是一个文韬武略、远谋深算的政治家、军事家、权相，又是一个内心丰富、感情细腻的诗人、丈夫、父亲；既是一个生性多疑、善玩权术的阴谋家，又是一个着眼大局、不计私怨的智谋家；既权倾朝野、洞幽烛微，又难舍亲情、难断家事。而在诸般矛盾中，剧作着力突出的是曹操作为大政治家的见识、风格、气度。他喜欢曹植的才情，又深知“子建书生本性”，缺乏对付纷乱局势的权谋，难以争雄天下；他看透了曹丕的险诈阴狠，又不能不赏识他多谋善断的政治家素质。感情的砝码倾向曹植，理智的判断却又相反。最终，他几乎是把象征权力的百辟刀扔给了曹丕的！作者设计了一个独特的情节，对于表现曹操政治家的气度和胸怀，堪称精彩之笔；然而，对于表现同样作为政治家的曹丕，这又不能不说是败笔。
甘肃省京剧团的《夏王悲歌》也写了个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剧作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早已湮灭的西夏王国的历史画面，苍凉，雄浑，粗犷，悲壮，极富艺术的感染力。第一代西夏王李元昊期望自己的儿子宁令哥能成为有为之君，王国基业永固。他采用了种种残酷的手段，包括占有儿子心爱的情人，企图转变儿子懦弱的性格，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强者，并屡屡逼促儿子向自己开第一刀。而宁令哥成为“强者”的标志，第一次动刀杀人，杀死的正是自己的父亲！宁令哥性格由弱到强的转化完成了，人们的疑窦也由此而生：捅死生父才是“强”？这种建筑在抽象人性基地上的“强”“弱”界定，脱离了历史的具体的政治和阶级内容，有多少说服力？看来，用什么样的眼光解释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似应引起注意。
这次获奖的另一出京剧新编历史故事剧《少帝福临》（四川省成都京剧团演出），在时代精神和历史眼光的结合上，有上佳的表现。剧作围绕清初圈地和反圈地的斗争，着力描写锐意进取敢革祖制、敢违祖规的少年天子福临，在守旧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下，在改革时机尚未成熟之时终于成了“孤家寡人”，连自己的爱妃、视同知己的董鄂氏也难以保全。“高处不胜寒”！这既是先觉者自身的深切感受，又是其悲剧命运的深刻根源。可喜的是，这雄鸡报晓的啼鸣，预示以圈地为象征的陈规，终将废止，历史终将前进。顺治作为康熙改制图强的先驱，在历史上有过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作者从历史呼唤改革的大处着眼，以史实为依据，为我们奉献了血肉丰满的清初第一帝的艺术形象，可喜可贺。当然，人们也期望剧作向更深处开掘，更丰腴处前进。
相对于历史剧和历史故事剧而言，第五届文华奖获奖剧目中，神话传说题材和风俗题材，取得了更加引人注目的重要成就。湖北省宜昌市歌舞剧团的土家族婚俗系列舞蹈剧《土里巴人》，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音乐剧《鹰》，双获文华大奖。前者植根于丰厚腴美的土家族神话传说、多彩多姿的民俗风情，以及流光溢彩的民间舞蹈的沃土之中，得天独厚，巧夺天工。那一幅幅婚恋礼仪场景，土极了，俗极了，巧极了，韵味也浓烈极了。历史的长河从远古流淌至今，是乐，是诗，似香花，似醇酒，令人入迷，使人陶醉。民间文艺宝库的开掘，让我们大开眼界，大饱眼福。也给文艺工作者以莫大的启示和鼓舞，如何潜下心来，深入下去，向我们民族民间的文化艺术宝藏推进。音乐剧《鹰》取材于远古的传说，剧作从两个原始部落的争斗中，从民族仇杀的悲剧中，用一对年轻恋人的血，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凸现了民族和睦共求发展的重大主题，在好看好听的乐舞之中，既得到淳美的艺术享受，又受到心智的启迪。这次获奖的两个儿童剧《开天辟地人之初》和《雁奴莎莎》，也获得了普遍的好评。但文华奖设置以来，儿童剧还没出现一个获大奖的剧目，说明急需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扶植，力争早日改变儿童剧作薄弱的状态。
　　关注市场，面向观众
写戏为了演出，演出为了观众，观众为的欣赏。这个戏剧学的最基本的道理，在一个时期里却常常被忽视。这和旧的文艺体制相关。艺术院团作为政府行政部门的附属物，由政府施行统包统管，自然导致了艺术生产目的倒错：对上不对下，看领导不看票房，争奖不争观众。花几万几十万排出戏，再花几万几十万进京演两场，拿个奖，向当地政府一交差，便完成任务封箱不问了。以往的一些评奖活动也加固了这种弊端，助长了这种趋势。文华奖从第四届开始，作了改进。一般剧种必须演够３０场，才有申报资格。新排演剧目在五年内都可申报。获得文华新剧目奖后，经过加工提高，五年内还可申报文华大奖。这种基于尊重观众、尊重艺术规律的改进，已经收到良好效果。本届文华奖获奖剧目，普遍有较高的演出场次记录。评剧《三醉酒》申报时已演出１５０场，话剧《旮旯胡同》当年演出超百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看家戏《红丝错》已演出近３００场。
江泽民同志提出：“反映主旋律的精神产品不仅内容要健康向上，艺术表现也应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精益求精，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文化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指明了主旋律和多样化的辩证关系，也提出了占领文化市场的重要任务。
戏要好看好听，富于艺术魅力，方能在文化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这也几乎是戏剧市场学的常识。让观众爱看爱听，坐得住，听得进，还想来，就得注重艺术的总体质量，就得抓艺术的综合力。这方面，龙江剧《木兰传奇》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如实说，单就剧本看并无特别的出奇处，难得的是表演、导演、音乐、舞台美术设计等二度创作都非常出色，构成了一台色彩斑斓、好看耐看的佳作。主演白淑贤技艺精湛，很有光彩，女装的妩媚，戎装的飒爽，展示了多方面的才华，高难度的双手反书绝活，更令人叹为观止。戏曲表演向来讲究绝活，讲究一手鲜，即，要有超越一般、有别于一般的独到功夫，包括唱、念、做、打的各个表演层面。这自然要靠用心钻研，刻苦磨练。白淑贤表演艺术上精益求精、永不懈怠的追求，树起了标牌。她荣登本届文华表演奖榜首，绝不是偶然的。
豫剧《红果红了》提供了看准苗头、狠抓提高的好经验。这出原名《小镇风流》由县剧团首演的新戏，经过省文化行政部门的扶植，组织力量精心加工，并由富于现代戏表演经验的省豫剧三团演出，总体质量有明显提高。粤剧《伦文叙传奇》，一个母本、可长可短、多种演出格局，是剧团胸中有市场、眼里有观众的表现，创造了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新鲜经验。越剧《红丝错》追求看家戏和争奖戏的统一，也为我们立了个好样板。的确，我们的戏剧艺术必须力争两者的统一，必须着眼市场，扎根市场，占领市场，在演出市场中展示勃勃生机，决不能再干那种“三不”（不对下、不看票房、不争观众）的自戕性的蠢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