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傅雷先生 [复制链接]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想起了傅雷先生
于青
最近的文学批评界，有一种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斤斤计较着一些本不应该争论的话题。这使人想起了傅雷先生。
四十年代初的上海文坛，腾空而起一颗耀眼的彗星，天才奇女张爱玲的出现，使当时的上海文坛喜出望外。一时间好评如潮，各种赞美文章、吹捧字眼充满了报纸杂志。就在此时，一篇署名迅雨的文章一反众人之向，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了犀利的分析。在这篇《论张爱玲的小说》评论文章里，对西方文学造诣很深、熟谙其精粹的傅雷，用详细的理论分析，高度评价了张爱玲小说艺术技巧的成就。尤其对《金锁记》，他称其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对《连环套》又提出严肃的指责和批评。文章写得既有理论深度又有艺术感觉，既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又不失科学的艺术分析，是对张爱玲小说批评最严肃、科学、认真的文章。尤其是在文章的最后，傅雷非常尖锐地提出：“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也扯不到张爱玲女士的身上！”
这篇文章无异是对张爱玲的棒喝，不仅是正在走红的张爱玲不曾料到，就是一片喝彩之声的评论界和读者界也为之惊讶和不解。而另一方面，对傅雷的批评，张爱玲还是有被说中的不快。当时她并不服，沉默了一段以后，终于拿起笔，于一九四四年七月在上海《新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随笔，题目是《自己的文章》，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上是对傅雷的批评，远远地说了一个“不”字。张爱玲与其说在为自己辩解，毋宁是详尽地表达了自己的文艺观甚至人生观。张爱玲对世界的悲观导致了她对文艺的悲观的审美态度。于是，她便理直气壮地回答傅雷：“《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是继续写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
当然，《连环套》并没有写下去，其中自有原因，这里暂且不表。让我们欣赏的是批评的双方都是只对作品不对人，论文风格谦谦如君子，论人言辞中肯，彬彬有礼，委实是文坛不可多见的诤文与诤友。这在旧文艺习气严重的上海滩确为罕见。那种文人相轻，出口讥讽的庸俗的文人作风，在傅张之争中丝毫不见，也从另一方面表现了论争双方的教养和人格力量。这段作家和批评家的论争佳话，确实值得后人们效仿，即使意见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争论的双方都没有失去人格和文格。
回顾这段往事，再联想到目前我们的文坛，实在是发人深思。实事求是地说，对于作家的创作状态的评判本身也应是学术之争。而我们看到读到的一些所谓文学争论，就其实质来说，仅仅是一场行为之争。
想起了当年的傅雷先生，当年那一场发生在上海的文学之争，留给我们的是两篇有着极大的审美价值的文学范文。我们从傅雷先生的《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感受到什么是艺术直觉；从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里明了什么是作家的心中之痛。这是两篇百读不厌的美文，是四十年代文坛美的收获。这对于我们眼下开展健全的富有建设性的文艺论争，应该是有所启迪的。
今天，我们实在应该学习一下傅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