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高德亦高　楷模昭后人——深切悼念李聚奎同志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功高德亦高　楷模昭后人
——深切悼念李聚奎同志
刘华清张震
李聚奎同志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我们悲痛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抑。李聚奎同志是参加“平江起义”的老战士中最后离开我们的一位。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经受了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洗礼和和平建设时期的严峻考验，为人民的解放和国家、军队的建设事业创下了不朽的功绩。
李聚奎同志１９０４年１２月出生于湖南安化（今涟源市）的一个农民家庭。大革命时期，他投身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从此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他参加和组织指挥了井冈山保卫战等许多战斗，参加过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战役，多次重创敌军。长征路上，他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率领部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领导红一团组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为中央红军和主力部队开路，名扬全军。抗日战争时期，他参与了冀南、鲁西南、鲁西北及太岳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参加了娘子关、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出色地指挥了古北口保卫战，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和辽沈、平津及进军中南等重大战役。建国以后，他组织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后勤保障，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创下了基业，为军队后勤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
李聚奎同志在长达７０年的革命生涯中，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教诲，是一位从农民成长起来的智勇双全的将军，是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后勤工作领导人。他一生南征北战，驰骋疆场，艰苦奋斗，忘我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他的身上，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高贵品德，特别是他始终保持了老红军的优良传统，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一生清正廉洁。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我们学习这位老将军、老同志的这些优良品德和作风，对于加强党和军队的思想作风建设，促进国家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坚贞不渝的党性观念
李聚奎同志的一生，对党忠心耿耿，虽几遇逆境，历经坎坷，但对共产主义事业始终坚贞不渝。
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在彭德怀等许多共产党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毅然参加“平江起义”，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参加的第一次党小组会上，就坚定地表示：“我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此，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他都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对党的誓言。１９３０年，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当时任红三军二十七团团长的李聚奎，被诬蔑为“ＡＢ团”，受到关押和迫害，但他坚持真理，始终没有改变革命信仰。１９３６年，李聚奎所在的红军西路军遭到失败，部队被冲散，为了找到红军，找到中央，他孤身一人，行乞千里，以顽强的意志战胜疾病，多次摆脱敌人的搜捕，终于找到陕北，回到了党的怀抱。“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邱会作一伙给他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诬蔑、陷害、非法关押，在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斗争，还竭尽全力保护干部和群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他党性原则很强，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红军初创时期，他由红五军调往红六军，先后在三个师任职；北上途中，由红一方面军调往红四方面军，先后在两个军工作；抗战时期，先后在三支抗日部队担任领导；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由军事工作改做后勤工作，先后在三个单位后勤部门任领导职务；建国后，由部队去院校，由军队到地方，又由地方回军队。每次工作变动，他都自觉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顾全大局，不讲个人名利得失，能上能下，愉快地服从党的决定。
他模范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坚持和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在涉及党和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他始终头脑清醒，态度鲜明，对党忠心耿耿。在红四方面军工作期间，他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拥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在８６岁高龄时，仍就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亲自向军委领导直抒己见，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军队高度负责的态度。
　　　　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李聚奎同志作战勇敢，敢挑重担，勇于克服困难。在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参加和组织指挥了大小无数次战斗，打过许多硬仗、恶仗、险仗。在转战湘、鄂、赣和历次反“围剿”的战斗中，他先后担任红二十七团团长，八、七、九师师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以袭击、阻击、游击战法打击敌人。１９３２年２月第四次反“围剿”时，他果断指挥组织全师穿插包抄，以伤亡４６人的较小代价，消灭了敌人一个师部及一个旅３０００余人，生俘敌师长李明。军团政委聂荣臻高兴地将他抱了起来，高呼“红军万岁！”在长征途中，他被军委点将，由后卫变为前锋，出潇水、战湘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城、四渡赤水河。他组织部队强渡大渡河，为掩护中央和红军主力摆脱险境、打开北上通道建立了奇功。北上途中，他指挥和参加了攻占通渭城、土城、永昌等战斗。在黎元口反包围战斗中，他率部殊死抵抗，并协助王树声同志将官兵带出了绝境。在抗日战争中，他协助薄一波、陈赓等同志建立了１３个游击集团，参加了百团大战。在反“扫荡”作战中，同敌人斗智斗勇，粉碎了日寇“围困沁源”的阴谋。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文章，称赞沁源是“太岳根据地的一面旗帜”。他还只身赴冀中武强县改编地方武装，通过艰苦的工作，将一支由旧军官、土匪和爱国学生组成的“青年抗日义勇军”，改编成一支我党领导下的几千人的抗日武装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的李聚奎，在保卫古北口战斗中，面对数倍于我的敌军，他灵活指挥，沉着应战，取得了歼敌２０００多名的战绩，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建国后，他先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第一任部长，后勤学院第一任院长，石油工业部第一任部长。在这些“第一任”的岗位上，他不怕困难，勇于探索，做了大量创业性的工作。１９５５年９月，经周恩来同志提名，李聚奎任我国石油工业部首任部长。为了改写“中国贫油”的结论，甩掉共和国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他认真贯彻毛主席面授的用“革命加拚命”精神抓石油工业的指示，克服重重困难，迅速创建了克拉玛依油田；筹备组建了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华北石油勘探处；开展了对四川盆地石油资源的调查；组织制定了我国石油发展的三年建设规划，全面展开了石油勘探和生产建设，为更大规模地发展我国石油工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实事求是，有根有据，是办事之本”。李聚奎同志写在笔记本上的这段话，是他警示自己的一条准则，也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
李聚奎同志善于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法。在解放战争时期，李聚奎同志为适应部队由游击战争向大兵团作战转变的需要，将后勤保障由过去的“就地取之，取之于敌”，向标准化、分片供应等保障方式转变，从而保证了辽沈战役和部队入关作战物资供应，对取得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李聚奎同志受命组建东北军区后勤部，重点担负战争后方勤务工作。针对现代化战争的后勤保障特点，他积极调整了后勤组织和运输线的兵站，将作战物资沿兵站线梯次储备，这些做法得到彭德怀同志的支持，保证了作战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军后勤保障方式向现代化后勤保障方式的转变作了贡献。
李聚奎同志不唯上，只唯实，敢讲真话，敢报实情。他在担任总后勤部政委后期，在参与规划后勤建设蓝图的过程中，针对林彪、邱会作一伙在后勤建设上盲目铺摊子、严重铺张浪费的问题，针锋相对地强调要认真贯彻勤俭办后勤的方针。他主张从实际出发，确定后方基地的建设规模。坚持节俭的原则，严格财务开支，同时发展军办工业和农副业生产，补助部队供应。１９７７年后勤学院复建，他担任政委，在制定学院教学规划时，有的同志提出“一年就要出人才”。李聚奎同志一方面肯定了这种积极性，同时在分析了现有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设备、人才培养周期等情况后，提出了按教学规律办事，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人才培养步伐的教学规划，为早出人才、出优秀合格人才奠定了基础。李聚奎同志就是这样，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办不到的事不说，定了的事就办。不浮夸、不虚报，实实在在。
李聚奎同志在工作中，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他在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时，围绕“克拉玛依油田是上还是不上”的问题，曾经遇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为了求得正确的决策，李聚奎同志带领机关司局长、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赶赴第一线，进行了大量调查论证。白天，他冒着没膝的大雪，顶着凛冽的寒风，对照图纸和资料跑了一个又一个探点，晚上同二三十个工人挤在一个帐篷里，与大家促膝谈心，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经过反复调查，终于摸清了情况，定下了决心，及时下达了１９５６年打４０口探井的任务。到年底，４０口油井全部打成出油，当年石油产量由１９５５年的４０万吨一跃为１５０万吨。《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赞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和开采，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史上的一曲壮歌。风靡全国的《克拉玛依之歌》，就是对这一创业史的生动写照。
　　　　廉洁自律的高尚品德
李聚奎同志长期在军队和地方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从不居功自傲。他胸怀坦荡，忠厚老实，作风正派，清正廉洁，节操高尚，数十年如一日。
李聚奎同志常说，有毒的东西不能吃，违法的事情不能做。在工作岗位上，他这样要求自己，退居二线后，他仍以此不断勉励鞭策自己。在他８０岁那年，他还给自己写下这样一段“座右铭”：“纵然给我再多的权力，也不去以权谋私；纵然给我再多的荣誉，也不忘记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８０岁，也不停止革命。”他生活节俭，粗茶淡饭，衣着朴素。他坐的沙发是５０年代配发的，早已十分破旧，但他一直不肯换；一把藤椅用了３０多年，捆捆绑绑，仍继续坐；建国前就用的一个漱口杯，一直陪伴他到去世；衣服破了他自己补，有些衣服补了好几层还继续穿；就连一粒药片掉到地上，他也要捡起来。他一生中，除了１９５９年因病到青岛疗养过一次外，以后再没有外出疗养，许多人对此不理解，他却说：“我身体挺好，用不着疗养，把疗养指标留给其他需要疗养的同志。”
李聚奎同志对家属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他老伴是１９３７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由于随他经常调动，职级晋升受到影响，但他从不为老伴说话。他十分注意对子女的教育，经常告诫他们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做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子女的上学、就业、晋升、调动等问题上，李聚奎同志也从不说话，至今５个子女都在基层工作。他在病重期间，想到了要为子女留下点什么，便抱病抄录了５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他的“遗产”分送给子女，勉励他们自尊、自强、自立、自律，遵纪守法，接好革命的班。
李聚奎同志对自己、对家人要求是这样的严格，而对同志、对他人却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由于家境贫寒，他只上过一年私塾，他一方面抓紧自学，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另一方面把有限的津贴节省下来，捐献给家乡兴办学校。他广交知识分子朋友，凡是知识分子需要办的事，他都急办先办。他十分关心群众生活和疾苦，干部生病住院、子女入学，战士过年过节能不能吃上饺子，这些平平常常的小事，他都挂在心上，有时还亲自过问，帮助解决。诸如此类，都体现了李聚奎同志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斯人已去，风范犹存。李聚奎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为我军建设和发展所建立的功绩将永垂青史，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教育后人。我们要以李聚奎同志为楷模，永远保持和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艰苦奋斗，锐意进取，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