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抗战文化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

　　我爱抗战文化
牛雅杰
抗日战争胜利那年，我尚未入小学。尽管生活在偏僻的乡村，但那炽烈的抗日烽火已燃烧在我幼小的心灵。那时的农村是没有什么学前教育的，而粗手笨脚的爹娘们在田间劳作一天后，晚上在月光如水的农家小院里，在颤颤的豆油灯下的床头，会教给孩子几句民间传诵的歌谣。记得我最初学念的儿歌就是：“小擀杖，两头尖，打了老日打汉奸！”“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说没钱花，他说没家乡。”小伙伴们夜晚在村头玩耍，不是玩“杀羊羔”、“丢手绢”，而是很神气地“学兵操”，嘴里唱的一首较长的儿歌是：“一二三，到北关，我把老日打出山。打的打，退的退，后面跟着游击队。游击队，第二连，打得鬼子完儿完。”
抗战文化，是如此深入地渗透到村村寨寨家家户户，培育着老老少少的心灵。这样一个民族，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当然是毫无疑问的。
文化的滋养是潜移默化的，教育的作用是深远久长的。长大以后，尽管时过境迁，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我对幼年时所受的抗战文化教育却记忆犹新，且理解越来越深，常常被回忆的激流冲击得不能自已。在我读师范的时候，我与同乡同学陈永禹一起花费两个假期，整理出一部《中原抗日歌谣》，寄给了河南人民出版社，很快就收到编辑回信，称赞这部书编得好，“已送总审”。不久，由于政治运动，编辑部发生了变化，这部书的出版便被搁置下来。以后书稿又被遗失。前几年，当时的责任编辑还向我提起这件事，并深表遗憾。
６０年代初，在辽宁省工作的哥哥向我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从内地被派往东北搞敌后教育工作。她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办学校，带领学生向日本鬼子进行殊死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最后，这位年轻的女教师被敌人杀害。
关于日本鬼子残杀中国老百姓的血淋淋的故事，关于中国老百姓和日本鬼子进行坚决斗争的曲折动人的故事，我脑子里装得太多太多了。我相信只要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包括小孩子），都能讲出一串串这样的故事。但是，属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联想到那篇闻名于世界的传世之作——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题材。于是，我写出了长诗《我的第一个老师》，这首诗选入我的叙事诗集《将军的儿子》首篇，它直接抒发了我对读书学习和老师的深厚感情：“等到更深夜静，我总是不忍熄灯，读下去，读下去，难收满腔热情。”“是她教我读书，我才步入革命的人生；一想起她呵，满眼热泪盈盈。”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５０个年头了，我也从一个孩童，步入鬓染霜雪的老年。孩子时代的记忆是深刻的，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至今，淡忘了的东西不少，但儿时耳闻目睹的一张张抗日的画面还鲜活地留在记忆里。
居安思危。每当唱起国歌的时候，都能激起我们民族的斗志。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我想出版更多的反映抗日战争的好书，以使人们不要忘记过去，以净化和美化人们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