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贼传记应慎出 [复制链接]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金台文谈

　　奸贼传记应慎出
白木
近一个时期以来，出版界刮起了一股“炒古”风，各种古文“足本”纷纷面市，各种古人传记亦粉墨登场。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是，不少被亿万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奸臣、卖国贼的传记也花枝招展，招摇过市。这种“刺眼”的咄咄怪事，着实令人尴尬和担忧。
替古人翻案，已不是什么新闻。
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过去时代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臧否评价与今人存在差异甚至本质上的不同，这不足为怪。现在的情况是，一些家喻户晓的卖国贼也在其新版传记里有些“爱国”了，一些臭名昭著的奸臣也在个别书刊里“仁义”了。他们或被描写为“曲线救国”的“受委屈者”，或被描写为“外奸内忠”的“义士”。
诚然，任何一个奸臣、卖国贼，他都是一个历史的人。他的丑陋的嘴脸背后，或多或少闪现过一丝善良的亮光。但仅凭这一点，不足以推翻他的千古罪人的定性，不足以擅自修改他的形象，并让这些不真实的形象挤入广大求知向上的青少年的视野。
像近一段出现的秦桧、严嵩等人的传记，有些就很值得商榷。一些有识之士就不无尖刻地指出，为什么不多出版一些文天祥、邓世昌、张自忠等人的传记、评传。出版这类“奸臣贼子”的传记对宣传爱国主义有什么帮助？
当然，个别出版社出版这些“奸臣贼子”的传记，也不一定是为了“翻案”，也许是迫于“生计”，为了多赢点利，多赚几块铜板。但君子聚财，应取之有道。岂能为了几个臭铜板，置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使命于不顾？
出版是一种严肃而高尚的行业，出版物的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层次，文化品位。它象征着一个国家知识结构的形象。
良莠不分的出版物的泛滥，只能为愚昧和混乱大开缺口。
一本好书，对广大青少年来说，就是一个好老师。出版物的教育功能切不可低估。试想，那些稍谙世事的青少年，整天抱着秦桧、严嵩之类的传记，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些“奸臣贼子”的所谓传记，与《郑成功传》、《欧阳海之歌》摆在一起，又是多么地不协调啊！
一部《雷锋的故事》，激励过整整一代人的斗志；一篇《白杨礼赞》，陶冶过整整一代人的情操。同样，一部为汉奸卖国贼鸣冤叫屈的坏书，也能扭曲千百个青少年的心灵，动摇他们的人生信仰。这种误导的罪恶之花，有时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能结出罪恶之果来。任何一个有良心的正直的出版工作者，切切不可掉以轻心。
尤其要指明的是，个别出版社要学会算帐，算算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帐，算算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帐。个别出版社不惜耗以百万巨资出版奸臣、卖国贼的传记，除了愚昧的“胆识”，恐怕还有愚昧的经济奢望。但他们没有想一下，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浪费。即便他们真的实现了经济上的小算盘，那也只是“局部的欢喜”，对全国的从印厂到书店到读者的所有环节，却是一种巨大的悲伤。关键的一点，出版这类书籍，从编写到出售的整套过程，都是一种浪费，一种无效劳动。
算算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帐，就更让人惊骇了。个别出版社即便赚了点昧心之钱，却是以损害其名声、祸害读者为代价的。他们的钱里，有无数忠臣爱国者的血泪，有历代仁人志士的谴责。
书籍的出版，一个最重要的依据即是书籍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不外乎宣传教育、文化研究、审美甚至消遣几个方面。奸臣、卖国贼传记的无节制涌现，与这一依据相去甚远，也压根儿谈不上什么价值。它只能为正直的爱国主义者平添烦恼和愤怒。
说到底，为奸臣、卖国贼树碑立传，不论是何动机，都是一种短视之举。靠奸臣卖国贼赚钱，只能是对历史的一种不负责任，对人民群众心灵的一种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