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写民族圣战的史诗 [复制链接]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

　　谱写民族圣战的史诗
黄式宪
半个世纪前，在那民族危亡、举国忧患的烽火年代，卢沟桥头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寇的枪声，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圣战的序幕。李前宽、肖桂云执导的新作《七·七事变》（尤建华编剧），以史诗般恢弘的气度和凝重、悲壮的笔触，再现了中国现代史上令人永志不忘的辉煌篇章。
史诗的创造，发轫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本身精神文明衍进的历史渴求。照黑格尔老人的说法，史诗是“一种民族精神标本”，一种永恒而神圣的“纪念坊”。李前宽、肖桂云并非荷马式的行吟诗人，多年来却与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结下了缘分，自《开国大典》（１９８９年）、《决战之后》（１９９１年）、《重庆谈判》（１９９３年）以来，他们作为时代的歌手，一直锲而不舍地在史诗创造的领域里潜心开拓，形成一种可贵的“以史为鉴”而重构艺术叙事的创作风格，为中国银幕注入了一种耐人咀嚼的历史张力。
《七·七事变》在着笔于历史风云的描述时，既注重在历史事件铺陈上的历史文献价值，同时，更注重对历史矛盾的发掘和对历史本质的揭示，从而将不朽的史实提升为不朽的史诗。这其间的关键在于，要循着历史的踪迹，刻画出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形象来，由是体现出一种可作为“史鉴”的历史精神。处于影片叙事轴心并直接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政治、军事双重威胁的，是驻守平津一带的中国国民党第２９军。影片紧扣住大时代的脉搏，在民族战争的复杂背景上，一方面，铺写出日军步步进逼华北、平津危在旦夕的特定历史情势；另方面，既颇有分寸地写出了宋哲元等２９军高级将领始而存幻想于政治谈判，其后乃大义凛然奋起抗敌的变化过程，更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佟麟阁、赵登禹等身先士卒、壮烈殉国的民族英雄的形象。从赵登禹所部大刀团的打刀、磨刀、练刀、挥刀，直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渲染出一派高昂的士气和爱国主义激情。在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中，一代中国军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英雄气概，可歌可泣、亦悲亦壮，有力地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伟大民族精神。
作为对抗日战争悲壮序幕的艺术描述，《七·七事变》所呈现于银幕的是一种崇高的美学品格，一种辉煌而撼人魂魄的史诗风范。这种史诗式的艺术创造，同时也标志着我们电影艺术家在面对历史时的一种大度和趋于成熟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