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搏斗——电视纪录片《人·鬼·人》拍摄感怀 [复制链接]

第11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

　　灵魂的搏斗
——电视纪录片《人·鬼·人》拍摄感怀
姜丽彬
历时半年，行程万里，把我们的爱，我们的恨，我们的思索，我们的心血，都凝聚在这５５分钟的纪录片《人·鬼·人——一个原日本宪兵的生涯》里。在今秋的第三届四川国际电视节上，辽宁电视台拍摄的这部片子从１３９部中外纪录片中脱颖而出，获社会人文类纪录片最高奖——金熊猫奖。
１９９５年的日历刚翻过几页，日本山形县上山市的冬天格外寒冷。我们在土屋芳雄的家里进行一次并不轻松的采访。我仔细捕捉眼前这位已年过八旬，满头白发、始终微笑的老人脸上的每一个信号，怎么也无法同５０多年前的杀人魔鬼联系在一起。这是一次灵魂的搏斗，大概是第一次接受中国记者采访的缘故，土屋芳雄略显紧张。他回忆往事，就像昨天一样清晰。尽管他声调平静，没有像在中国访问时那样号啕大哭，长跪谢罪，但我知道，他在又一次质问和鞭挞自己的灵魂。“我只是读到小学，但受的教育是，中国是劣等民族，需要我们日本这样的优秀民族去征服。当时，我们家是全村最穷的，我想得到一头牛，我想变成有钱人，便主动要求参军去满洲（中国东北）。”
“我第一次杀中国人时只有２０岁。挎着漂亮日本军刀的大队长让一、二、三中队４００多名新兵把抓来的五六个中国人围在中间。浅井用日本刀一下子就砍下一个中国人的脑袋，久保去砍第二个人。我只是感到刺激，认为他们有胆量，显示了日本军人的胆魄。教官命令我用刺刀去刺，我迟疑了一下，别人抢先动手了。我当时知道没有胆量就当不了宪兵，得不到提升，便跨步向前猛地刺了一刀，殷红的鲜血溅了一身。我就是这样变成了杀人机器，变成了野兽，变成了魔鬼。”
听着听着，我记笔记的手颤抖了，心中涌出一股难以名状的复杂情感。我恨那场战争，我恨眼前这沾满我们父辈、我们民族鲜血的刽子手！然而，真诚地忏悔自己的罪恶，审视自己丑陋的灵魂，是需要勇气的。据说，土屋芳雄深刻谢罪的书籍在日本出版后，当年的“宪友”发出公开质问状，说他向中国人认罪是玷污了日本军人的荣誉，让他自杀；一些右翼组织到他家门口示威谩骂。尽管如此，土屋芳雄义无反顾。
日本投降后，当土屋芳雄被苏联红军带到西伯利亚做苦工时，他感到庆幸，认为可以逃避杀人偿命的惩罚；而他作为罪大恶极的９６０多名战犯之一被引渡给中国政府时，他感到绝望，认为必死无疑，便顽固死硬，准备抱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但他没想到，中国政府的感化改造，会使他悔悟恶行，主动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走廊上谢罪；他更没有想到，会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而重返日本。“中国政府使得人性回归，中国人民使我获得了新生。我要把自己在那场战争中的罪恶全写出来，让子孙都知道我们干了些什么坏事。”
在土屋芳雄的家中，有一本《人鬼的角逐》，这是他与刘丹华（原辽宁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异地合著的。土屋芳雄去年得知５５年前他亲手逮捕，严刑拷打的刘丹华仍健在，便寄去谢罪的磁带和书信。刘丹华怎能忘记这个惨无人道的日本宪兵？不过，刘丹华在给土屋的信中说：“在此之前，我一直非常憎恨你。得知你现在为中日友好而努力，我们就做个朋友吧。”土屋芳雄老泪纵横：“刘先生非常了不起，我太渺小了。”
在土屋芳雄卧室的墙上显眼处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抗日志士张惠民烈士在雪地就义前的照片，一张是土屋芳雄强迫张惠民妻子儿女与宪兵队的合影。我问他：“这两张照片挂了几年？”他说：“从１９８９年在沈阳向张秋月（张惠民烈士的四女儿）谢罪回来时就挂上了。我每天早晨起床后都要看上几眼。”５９年前，土屋芳雄带领日本宪兵逮捕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员张惠民和弟弟张庆国，严刑拷打后，把他们残酷地杀害了。为此，土屋芳雄还受到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的嘉奖。１９８９年，土屋芳雄专程来到沈阳医科大学，近６０岁的张秋月副教授面对杀害父亲的刽子手，回想起父亲被抓被杀，母亲悲愤而死的情景，怒火满腔，牙齿咬得咯咯响。当土屋芳雄匍伏在地，泣不成声认罪时，张秋月慢慢宽恕他了：“你能跪在地上谢罪，说明又有了良知，你以后多为中日友好做贡献吧。”
纪录片《人·鬼·人》制作好后，我们复制了一套寄给土屋芳雄，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和一本录像带。他信中说：我一口气看完了你们制作的《人·鬼·人》，片子做得真是太好了，又一次引起我心灵的震撼。我把你们的节目复制了２０多套，送给我的故交和上山市平和恳话会同事。他们可以通过你们的作品，认识侵略战争的罪恶本质，了解贵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宏大度。山形放送（山形电视台）还在新闻节目中对《人·鬼·人》做了介绍。随信寄去的录像带，就是我在新闻播出时录下来的。“我这个上山市平和恳话会事务局长要继续为反战效力，为日中友好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