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史上应有她的名字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

　　边防史上应有她的名字
张百顺
“要出息，看薛辉。”藏北的军人经常跟我们念叨起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作为早期援藏女性中唯一的一名大学生，薛辉的名字同祖国西部边防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７年，整整１１年的时间里，薛辉作为边防军人特邀的外语翻译，参加了中国、尼泊尔边境的划界勘桩工作。１１年中这位看似寻常的弱小女子用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创造了数十个中国和世界妇女之最：在平均海拔５３００米以上的雪线地区一次性作业时间最长；翻越６０００米以上的冰峰雪岭最多；不是军人而又参与两国军队勘界工作范围最广……１１年中，薛辉有８次从死亡线上走了回来：３次翻车，４次休克，一次掉入冰河。如今，她依然是那样的乐观和自信。“同军人在一起我感到幸福，能直接为祖国边防事业尽力我感到自豪，人生在世还有什么比幸福和自豪更为珍贵的呢？”薛辉常常这样评价那段并非军人的军营生活。话虽这么说，可作为女性，她也有感情脆弱的时候。
一个天高云淡的秋日，当结婚６年的丈夫和６０多岁的婆婆，万里跋涉赶到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交会的边陲普兰，劝说她请上一年假回老家生一个孩子时，她着实地大哭了几场。她对远道而来的亲人说：“３６岁的我何尝不想要一个孩子，多少个夜晚我都是被睡梦中‘妈妈’的呼唤声惊醒，真是想子泪沾襟啊！可边境勘界工作到了关键时刻，数百万字的文字、图表都是经我手翻译的。我虽然不是军人，可与军人同生死、共患难了多个春秋，如果这时因为我的离去，而使我们国家神圣的领土受到损失，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损失，我一辈子都会感到不安的。”盼孙心切的婆婆感动了，“孩子的事是小事，边防上的事是大事，只要我媳妇不给国家脸上抹黑，就是一辈子不要小孩，我也同意。”婆婆和丈夫返回前的那天晚上，薛辉又一次哭成了泪人：“我对不起你们，勘界工作实在太重要了，这个时候说什么也不能离开。”１９８８年３月，历经千辛万苦的薛辉终于生下了女儿思思，由于难产而诱发的大出血，使她１０多天处于严重昏迷状态，时年她４１岁。作了母亲的她总是对着爱哭闹的女儿嘀咕：在高原时妈妈总是想你，有了你妈妈又老想高原。想高原的时候思思总是伤心地哭闹，还是思思最了解妈妈的心思。
１９８９年６月，薛辉将刚满一岁的思思托付给丈夫和公婆，重返藏北。在她亲自参与竖立的几个界碑旁，她对陪同的边防官兵说：“看到界碑上‘中国’这两个大字，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就像一个阔别家乡多年的女儿重新回到母亲怀抱一样，感到无比的欣慰。我想任何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在这里都会萌生这种信念，因为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在祖国的旗帜下，任何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
她依然在藏北奔波，她对自己为之做出的牺牲无悔无怨。“能够在祖国边防建设的史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再苦再累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