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复制链接]

第3版(专页)
专栏：

　　日本国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骏父
日本军国主义如同血迹斑斑的双刃剑，剑锋所向，既残害各邻国的人民，也自伤日本国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国民也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不断升级的侵略战争更将各种有形的损害降临到日本国民头上。截至１９４５年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日本国富损失９９２亿日元，相当于１９３５年国富的９７％；同期，生产指数直线下降了９０％，贸易出口额下降了８５．５％，产金量下降８６％、产银量下降６９％、硫化矿和海盐产量下降７０％、煤产量下降４１％、渔业捕捞量下降５４％、水稻产量下降３２％。相反，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扶摇直上。至１９４４年，军费开支高达８６１亿日元，为当年国民收入的１５１．４％，创下世界扩军史的纪录。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民被敲骨吸髓，千辛万苦积累的劳动成果，被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恶魔吞噬殆尽。
随着侵略战争规模的逐年扩大，日本陆海军兵员迅速增加，由１９３１年的３２万人增为１９４０年的１５４万人，１９４５年猛增至８２６万人。兵员数量的急剧扩充，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普通国民放弃和平生计，被军国主义赶上战场，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和杀人工具。在包括中国军民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猛烈打击下，１８６万日本官兵或横尸高山密林，或丧身大洋波涛，成为望乡台上的孤魂野鬼。有限的兵员资源满足不了军国主义恶魔飨宴的贪欲，老人、学生和妇女成了新一批侵略战争绞肉机的牺牲品。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日本政府发布《征召在校学生的临时特别令》，规定凡符合服兵役条件的学生不再延期服役，一律立即入伍当兵，即“学生出阵”。这批投入战场的学生兵多数有去无回。１９４５年６月，在“本土决战”的嚣张声中，政府将１５—６０岁的男子和１７—４０岁的女子编组成国民义勇战斗队，配以竹枪、铁块、棍棒等简陋武器，妄图以此“军队”对抗盟军海陆空现代化军队的武器进攻，不啻草菅人命。实际上，野蛮屠戮邻国人民，也视牺牲本国国民生命如儿戏，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本质之一。
至于那些暂时未被驱入战场的普通国民，则在“铳后奉公”的口号下，被赶进军需部门或农村，从事超强度的繁重体力劳动。１９４３年日本政府制定《工厂法战时特别条例》，取消工厂员工的休息日，规定每班工人每天至少劳动１２小时以上。同年，内阁又确定“学生战时体制”，动员初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参加增加粮食和枪炮子弹的劳动，每天劳动至少１０小时；至１９４５年进而规定小学高年级至大学的学生一律停止上课，加班加点，生产军需物资。未婚妇女也难逃强制劳动的罗网，１９４３年９月内阁通过《国内必胜劳动对策决定》，规定４０岁上下的男子不得从事售货、检票、理发等１７种工作，动员不满２５岁的妇女充当“女子劳动挺身队”队员，接任上述工作，或集体参加军需生产。１９４４年１月内阁通过《紧急国民劳动动员方案要纲》，随即将就业人口降低到男女皆１２岁。日本列岛成为把头监视下的军火生产劳动营，国民在劳动条件极端恶劣的工厂和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荒废了家业、学业，丢失了就业自由，也极大地损害了身体健康。
军国主义侵略战争还给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日甚一日的苦难，将国民推进生活困顿、物价飞涨、黑市猖獗、各种盘剥多如牛毛的深渊。日本军国主义以“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一举挫败美国”等主观臆断为基础，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竟凭借十分有限的经济力量和物资供应，接连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国的全民族顽强抵抗与美国强有力的反击，使日本军国主义一厢情愿的速战速决军事冒险方针彻底破产，陷入军需供应严重不足、甚至难以为继的困境。在对占领区、殖民地人民横征暴敛的同时，也加紧对国内的搜刮和管制，日本国民的生活前景被战争的浓厚阴影所笼罩，日趋苦涩、艰难。１９３８年７月内务省在警视厅保安部增设监视国民日常生活的经济警察，干涉国民消费，衣食生活失去自由。自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起，国民被迫在每月１日过一天“兴亚奉公日”。届时，饭盒中只许放一枚酸梅干，禁食荤腥；市街上的娱乐场所不得卖酒，停开霓虹灯。“兴亚日”如同国丧日。１９４０年７月政府公布《限制制造贩卖奢侈的规定》，高级服装、金银首饰、象牙制品等成了禁制、禁售品；８月禁止食堂、饭馆出售米饭并缩短营业时间，在面食、豆腐渣等代用食品被端上饭桌的同时，东京的大街小巷里竖起写有“奢侈是大敌”的标语牌，一群群行动队巡行街头，捕捉烫了发或穿着长裙的“奢侈妇女”；９月禁止曲艺艺人演出市井游乐的轻松娱乐节目规定，每人一日三餐均不得超过政府决定的餐费标准；１０月商工省公布了有关砂糖、火柴凭票供应的规则，纺织品、大米、面粉、大豆和煤球等生活必需品先后成为凭票供应品；１１月厚生省遵照天皇的敕命，发布《大日本帝国国民服装令》，规定男女国民不穿和服或洋服，一律穿着类似军服的“国民服”或“灯笼裤式的劳动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物资供应日趋枯竭，国民生活更加苦不堪言。自侵华战争以来的各种筹措军费的“特别会计”变本加厉，国民负担沉重。另一方面，蔬菜、面酱、酱油、食盐、脱脂棉、木炭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全部凭票供应。酒、点心、红小豆成为特供品，而且是在１９４２年２月庆祝所谓“大东亚战争胜利”时，按人计量配给，恩赐给国民去品尝久违了的食品滋味。在各种代用食品、再造用品涌进居民家庭的同时，国民家庭的金属制品成了征用对象。１９４３年３月商工省成立金属回收总部，６月开始征用包括铜、铁制的床、炉、门、柜、火盆、剪刀、电风扇在内的日用品以及作为公共设施的铁桥，连国宝奈良大铜佛也险些被军部回收，用来制造枪炮子弹。至军国主义崩溃前夕，日本国民已陷入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惨境，饱受物价暴涨、黑市勒索的煎熬。１９４５年批发物价指数升至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平均指数的３．５倍，每百克牛肉、猪肉分别上涨１．５倍和３．８倍，同量咸鲑鱼、鸡蛋上涨１６．５倍和６．２倍；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５年国民每天摄入热量由２１０５卡降至１７９３卡，仅能满足正常需要量的８３％，整日饥肠辘辘的国民挣扎在死亡线上。１９４５年上半年黑市价格相当１９３８年的５０倍，国民生活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