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粤部分学者回眸抗战烽火中国文化历尽劫波精魂不灭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探访录

　　京沪粤部分学者回眸抗战烽火中国文化历尽劫波精魂不灭
记者：国难当头，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往往表现出令世界惊叹的凝聚力。当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的旗帜，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连留学生和华侨也纷纷回国效力。您认为这种凝聚力来源于什么样的文化伦理传统？
金重远（６１岁，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自秦汉起，中国便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其历史比起西欧各国来要早上近千年。这种天下一统的局面使中国文化带上同一性的特征。如尽管各地方言不同，奇妙的象形文字却使汉语具有同一的书写体，因此今天好几亿人口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全国的风俗习惯也是大同小异、基本一致。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也曾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却精魂不灭。这是因为中国文化一方面对外来文化有某种抗拒力，同时也能在保留其主体的基础上，吸收后者的某些成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这种稳定性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确是不多见的。正是中国文化的同一性和稳定性才赋予中华民族以强大的凝聚力，使它拆不散、打不垮。
杨义（４８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即事论理，从历史故事中懂得做人的道理。中国历史最讲究分清忠奸邪正，“孔子删《春秋》，乱臣贼子惧”。乱世中历史对人的心灵的冲撞比太平世界更加猛烈，人们首先要考虑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历史中是一个何等角色。当时，许多学者对宋末、明末的历史感同身受。留在北平的辅仁大学的陈垣发愤研究胡省三注的《资治通鉴》，从中看出很多“亡国之恨”和外敌“屠城之惨”。柳亚子搞南明史，阿英、于伶写南明史剧，郑振铎写有关文天祥、史可法的小说。文人如此，武人也从岳飞、关羽这些“武圣人”中汲取求仁求义的民族精神。在我看来，传统人虽然有点刻板，但他们不是嬉皮士，而是带着严肃的责任感做人。这种五千年不坠的责任感、历史感、道德感在当前民族复兴时期仍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我相信，目前这种经济发展态势再持续十年，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体意识、主体意识就会勃兴。
袁伟时（６３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对民族凝聚力要作具体分析。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大和民族的“凝聚力”也不容小觑。在以国家神道、武士道为支柱的天皇制政府控制下，日本国内反抗的呼声一直非常微弱。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维护正义的优秀传统。“朝闻道，夕死可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海内外一大批中华儿女不惜赴汤蹈火反抗日本侵略，不仅是出于单纯的民族感情，更重要的是有维护正义的浩然正气。正因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反侵略的同时，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与专制也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这是以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现代爱国主义。民族的凝聚力不能停留在纯朴感情的水平上，更不能扭曲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当前，以清廉的民主政治和法制使全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起来，让市场经济及相应的交通和信息网络冲破地区和民族的封闭性，让青少年受到良好的现代教育，培育以理性和正义感为核心的爱国情怀，这才是一个民族加强凝聚力的长治久安之道。
记者：战争驱使知识分子大规模走向民间，孕育出像《黄河大合唱》这样亦中亦西、雅俗共赏的作品。这对当前的雅俗文化之争有何启示？
许纪霖（３８岁，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如今中国的大众文化里面庸俗低级的东西的确存在，但这里是不是也有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责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也深入大众（文化）之中呢？当然我们应该容许一部分学者、艺术家继续坚守在雅文化的阵地，政府和社会各界还需要扶持和资助他们。然而，对另一些知识分子来说，要有化雅为俗的魄力和能力，如此我们的大众文化才会有进步。
杨东平（４２岁，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任何有生命力的中国作品，必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相连。而且，这种民族文化并不是排外的。事实上，大合唱、话剧、木刻、漫画、电影等都是外来形式，正是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初步实现了中国化的过程，得以在中国扎根。
记者：抗战时期沿海高校大举内迁，一些知识分子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依然取得了不少重要学术成果，并培养出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在内的一批优秀人才。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生存韧性和环境适应能力，您以为原因何在？
杨东平：战争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对文化教育事业的破坏同样是灾难性的。战前１０８所专科以上高校，被轰炸、占领，被迁移、停顿者达９４所。抗战的第一年，大学减少１５．７％，高校教师减少２５．２％，学生减少２５．６％。但是，在颠沛流离和连天烽火之中，高等教育的确创造了某种“奇迹”。到１９４５年，高校数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比战前增长了３３所（增３０．５％），教师增长了４７．９％，学生增长了９９．２％，毕业生增长了５７．９％。以西南联大为典型，培养了一大批建国后的中科院学部委员。
教育是一种长期投资，学术是一种缓慢积累的过程，只有充满必胜的自信，才能在民族自救的同时不忘民族自立不可缺失的另一基础——发展教育和学术，在战争环境中即开始培养建国所需的专业人才。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坚贞不屈的精神品格以及一种健全的职业精神和敬业精神也起了重要作用。竺可桢一再强调：“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抗战时期）降落道德之标准也”。
丁守和（６８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抗战初期，曾有人提出：全国实行“战时教育”，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改组或停办，使学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但另一些人主张：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而是常态教育，战时需作平时看，原有教育必须维持。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大学生之必要。结果后一种论点占了上风，允许大学生缓服兵役，给国立大中学的学生发放贷学金。常书鸿组建敦煌艺术研究所也是在战时。连物质条件那么艰苦的延安也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由徐特立出任院长。教育科学文化是千秋大业，既要着眼于现在，也要着眼于未来。“文革”时期一度连大学都不要了，实在是一种短见。
记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坛出现了一种乐观的、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情调；而３０年代兴起的左翼文化运动使现实主义文学大行其道。抗战爆发后，“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更是蔚为潮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问世的。您认为这种转向对当代文学产生了哪些深刻影响？
杨义：卢沟桥事变后，北平、上海这两座抗战前的文化中心相继陷落，文化中心散落和转移到重庆、桂林、延安、昆明、香港乃至孤岛般的上海租界。过去狭隘的文人圈子破裂了，这就迫使知识分子走向民间，把自己的文学追求通俗化。民族灾难来了，再醉心于象牙塔中的雕虫小技，自己也会惭愧。很多文人改变了角色，放下原有的创作计划，去搞宣传鼓动。以《骆驼祥子》享誉文坛的老舍写起了快板书、大鼓词。当时大家都觉得民族命运比个人的艺术命运更重要。对那个时代的作品，我非常尊敬，文学以民族的生命为生命是永远值得尊敬的。
在新的文化中心延安，作家深入民众和乡村，以明朗的心境去体验和发掘土地的儿子们美好的心灵和品格。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及毛泽东的《讲话》开辟了以广泛的民间读者尤其是农民读者为诉求对象的新文艺的历史潮流。《小二黑结婚》曾经启发了多少乡村儿女的情感；《地雷阵》曾经激发了多少民兵的斗志；《吕梁英雄传》何等风靡于山沟田垄。任何想了解现代中国农村怎样从昨天变成今天的人，不可不读一读解放区的小说。此外，１９４１年以后，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后方也出现了像萧红的《呼兰河传》、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一批社会、文化层面的反思性作品。总之，抗战时期是小说大面积丰收的时代，绝不是某些海外论者所说的“凋零期”。
记者：中国的读书人自古以来注重气节，周作人在北平沦陷后失足附逆，落下千古骂名。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中，为什么道德比文章更重要？
黄瑚（４０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重气节、重道德胜过重文章，这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之一。他们把自身气节的砥砺提到关系民俗良劣、国家兴亡的高度来认识。清初李顒说过：“士人顾名节，国家方有好风俗；国家无好风俗，皆缘士不顾名节。”明人薛则说得更严重：“士无气节，则国势奄奄以就尽。”基于这一认识，中国知识分子从不将文章视作一种单纯的艺术表现形式，而视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流传至今的伟大作品大都出于人格高尚的作者，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而且，翻开中华民族的史册，每当劫难之际，那些高扬气节、道德的文章确实成了抵御外侮的重要武器。文天祥的《正气歌》激励了当时和后代多少志士仁人；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在明亡后发愤著书，为民族复兴留下一线生机，思想上对清末志士影响甚巨。
许纪霖：一个大学者，在小是小非问题上可以原谅他的糊涂，在事关道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来不得半点马虎。欧洲人很尊重海德格尔的哲学，但对他在纳粹时期的政治失足表现出十分严肃的追究态度。这给人以警醒：一个大学者或大科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是非感的公民。（附图片）
金重远袁伟时许纪霖杨东平丁守和杨义黄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