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伟大”与“死的光荣”——银幕英雄形象纵横谈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百家艺话

　　“生的伟大”与“死的光荣”
——银幕英雄形象纵横谈
李西岳
首先，我要说，一个没有英雄和英雄主义的民族是可悲的，那么，我还要说，已经有９０年历史的中国电影，如果不突现民族英雄形象，如果不讴歌英雄主义，同样是可悲的。
客观地说，在中国的银幕上，描写英雄和英雄主义的影片也不乏其例：《董存瑞》中的董存瑞；《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雷锋》中的雷锋；《英雄儿女》中的王成；《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靳开来；《炮兵少校》中的楚宁……这些英雄形象集中了中华儿女的优秀品质，有着强烈执著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成为几代人心中崇敬的楷模。概括地说，这些英雄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死的光荣”。如王成紧握爆破筒，高喊着“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与敌人同归于尽；董存瑞手托炸药包，激昂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英勇献身。楚宁大喝一声：“快闪开，我来啦！”大鹏展翅般地推开战友扑向炸弹……这些影片，编导不仅在英雄死的“壮”上大泼笔墨，也在死后“悲”上积极渲染。王成壮烈后，青松挺立，群山肃穆，雷霆万钧；楚宁光荣后，将士列队，悲歌四起，恸声如潮。可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悲哉壮哉！
面对悲壮，我又生发出另一种思考，难道英雄只有“死的光荣”，而没有“生的伟大”？雷锋一生为人民做好事，却偶然死于一根电线杆的倒下；蒋筑英对科研事业呕心沥血一辈子，却死于疾病猝发；梁三喜死前不是高呼“万岁”，而是留下一堆“欠帐单”；靳开来活着是一个“牢骚大王”，死因却是为战友“偷甘蔗”踩响了地雷……他们活得平凡而伟大，死得却不悲不壮，死亡的价值和意义也未必“光荣”。那么，他们算不算英雄，算不算英雄主义？的确，自我牺牲精神是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是英雄人物走向“光荣”的顶点。但我认为，死亡并不是英雄最辉煌的标记，更不是英雄的全部内容和真正涵义，因此，写英雄“生的伟大”比写“死的光荣”更难，更有其价值和意义。
英雄和群众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是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悖的，因为英雄也是群众。这就是说，英雄首先是普通人，有自身的生命过程和人生轨迹，有其性格特征、信仰嗜好、人生际遇和情感经历，但英雄毕竟是英雄，有着比普通人更高的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目标，所以，才在关键时刻完成了英雄的使命。董存瑞刚入伍时动机并不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是“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由此可见，他并不是从小就有英雄的遗传基因，也不是每个动机都充满了英雄主义。他发现别人的子弹袋比自己的鼓囊，就找连长发倔：“为什么一样的八路两样的待遇？”这些描写使观众看到了英雄的成长过程，也为他将来完成英雄业绩作了铺垫。楚宁为自己的职务上不去也曾感到自卑，甚至发牢骚，尽管搞科研那么忙，但还是很食人间烟火地带老婆孩子逛公园，清早归队前轻轻吻儿子的脚……英雄的感情不仅丰富细腻，有着英雄品格和美好人性的完美统一，同时也是善于释放和表达的。这些对英雄生命过程的交待并没有使观众把他们误认为不是英雄，相反，他们大悲大壮的牺牲，却带给观众一种悲天悯人的痛惜。
我想，正因为英雄伟大，他们的生命才比常人更可贵，人们既需要英雄精神与魂灵的鼓舞，更需要英雄生命和行为的延续，让更多的英雄活下来，创造更多更辉煌的英雄业绩，用活的楷模鞭策来者，激励后人，使更多的凡人变得伟大，使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达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