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不确定 [复制链接]

第11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百家艺话

　　再说不确定
王朝闻
生动，是艺术形象是否引得起美感的重要特征。艺术形象是否生动，要看它是否反映了事物运动的差别以至冲突。只要艺术形象符合事物运动的矛盾规律，即使它不是纪实而是虚构的，甚至荒诞得有如梦境，也经得起艺术观赏者的推敲而具有动人效应。
宋人姜夔《踏莎行》结句“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或《扬州慢》下片中的“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不论是“皓月”与“千山”那“冷”感的交织，还是“荡”动在“波心”而“无声”的“冷月”，都使自然现象染上了作者低落了的情绪色彩。不论是人格化了的自然景色，还是借此引起读者体验的情绪特征，这些词句那动人的虚幻感，都是以灵活方式反映了主体与客体的矛盾，都是以客体或主体自身的矛盾为条件的。
堪称姜白石前辈的苏东坡，咏杨花的词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样把自然拟人化的艺术形象，体现着对立物的统一。更早的李白名句，“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也可以理解诗歌那状物与抒情的对立统一，离情别绪的伤感意味与艺术形式美的对立统一，艺术形象的奇诡特征与真情实感的对立统一，为什么可能比生活本身更能感染读者？
对待这样的问题，我在１９８４年２月发表的一篇短文《不确定的确定》里，已有相应的论述。那篇短文以《聊斋志异·郭秀才》为论据，认为艺术的魅力也体现于无形的意象创造的不确定与确定的矛盾。只有从矛盾性着眼，才可能掌握艺术的魅力。读者面对没有出场的人物青娘子的绝技，能从那十余个酒友的“踏肩之戏”获得确切的预见。他们一人挺立、余人攀肩踏臂而构成仿佛可以接天的人柱，这样惊人的表演，引起旁观者郭生产生一睹青娘子绝技的愿望。青娘子是鬼是狐的身份虽然没有确定性，但她那超越“踏肩之戏”的绝技却获得相对的确定性。正因为小说作者把想象的余地留给读者，在意象思维中继续作定型化，这就近似上引唐宋词句那样，在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艺术境界的同时，从形象的不确定里获得有相对的确定性的感受。
如果说艺术形象的不确定性，可能通过艺术观赏而确定化，这样的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的关系之间，存在尚待转化的中间状态、中间环节或中间地带。如果我们把上引小说或词句当成艺术对客观实际的能动反映来理解，它与其他文化现象也有共性。客观事物在矛盾运动里，在特定条件之下，总是要向自己对立面转化着。大家知道的《曹刿论战》，鲁人曹刿给鲁庄公献策而取得了抗齐和胜齐的结果，是他对敌军士气的起伏变化——“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预见为条件的。尽管曹刿料敌的功利目的和艺术观赏不同，但他一番“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的分析可以说明，他的预见是以切实的调查研究为条件的。这样的事例，和欣赏艺术掌握中间现象的可能有同一性。
这就是说，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情势变化多端的复杂现象很难掌握；艺术观赏的愉快，也像打胜仗那样不是坐等艺术家代替自己的审美思维。不能设想，倘若作品对读者或观众的独立思维采取包办代替的态度，不尊重生活实际的复杂性，力图把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的意义说尽道绝，那么，这样的作品既不可能适应读者或观众审美思维的能动性与主动性，而且只能导致艺术形象的简单化，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内蕴的贫乏化。
可以认为：艺术形象的生动性与艺术境界的广阔性，不是源于艺术家在创作活动时的寻章摘句，而是依赖主体对生活的真情实感。主张“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的苦吟，得以成功的原因，同样没有脱离他对生活的深切感受。“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宿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这些动人的诗句，绝不是可以硬挤出来的。诗境对读者的体验或揣测所提供的精神刺激，是以他对当时的战乱生活的切实感受为基础；因此，他的作品才可能在千年以后引起读者的再创造——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战争，有所发现以至有所补充进而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