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在浪峰 [复制链接]

第10版(文学作品)
专栏：

　　弄潮在浪峰
刘雪松吴晓波
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一座绿荫掩映的院子里，１００多年来，千万个病人在这里实现了起死回生的梦想。这所创建于１８６９年，原为英国基督教会所属杭州广济医院，１９６０年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背水一战
浙医二院是浙江省全国首批审定的最高等级——三级甲类医院。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知名的外科学专家和海外学成归国的学者云集在此，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浙医二院写下辉煌的历史：
完成中国首例胰头十二指肠切除手术；
完成中国首例椎旁阻滞下肺切除术；
完成中国首例断肢移位再植手术；
国际上首台人工发音器研制成功；
国际首创刮吸肝切除……
名医、名院、现代化的医疗设备，加上国家指定的“一刀价”，浙医二院简直成了不愁嫁不出去的“皇帝的女儿”：头痛脑热，上二院；划破手指，也上二院。在二院，管你是名医专家，抑或得过国际发明奖，每天都得围着这慕名奔来的２０００多名门诊病人团团转。
于是，６００张额定床位，每天还要加床２５０张，大年三十也不例外。“上上下下一个价，看病何不去医大！”对于生命的质量，老百姓比谁都明白。
不平衡！众多的病人，重至癌症肿瘤，下至感冒发热，有路的找门道，没路的硬排队，使出浑身的解数往二院门槛里边挤；挤进来的，仗着公费医疗，国家买单，不觉得浑身上下都利索了，就占着床位不出去。多少次，二院人无可奈何地目送过那些呻吟不断的疑难急重病人另找门路；多少次，当那些好不容易打听到这所医院、辗转百里携儿带女前来就诊的老农民挂着求生的眼泪扑通跪在二院人面前的时候，二院人不知一同流过多少同情而又爱莫能助的泪水……
还是不平衡！对于病人来说，再也没有比求生或者摆脱病痛更为重要了。为了求得二院的收治，为了求得名医的主刀，一些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把善意的愿望换成金钱的形式来表达，少则几十元、上百元，多则上千元。于是，有人自觉和不自觉地收起了红包，少数利欲熏心者以介绍看病住院为名，甚至假借医生名义，向善良的病人伸出贪婪的脏手。同时，面对为数不多的奖金，一些技术高明的医生耐不住性子了，暗暗地到别的医院手术台上“走穴”，以剩余的精力和知识挣一笔不菲的额外收入。
又是不平衡！与普通医院相比，二院虽然长年在超负荷的状态中吃力地运转着，但限于财政投入和现行医疗价格，浙医二院的消耗和医务劳务费却得不到合理的补偿，普通医院吃不饱，二院这样的名医名院却吃不了，宝贵的医疗资源得不到合理使用，吃亏的是大家，受害的是病人。
每年国家补贴１６５万元，更使浙医二院的领导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中国的医疗状况难道就在这样的怪圈中永不停止地走下去吗？二院人坐不住了，他们向几十年一贯制的传统医疗体制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走向市场
如果把浙医二院的改革比作激流，那么，推起这股波浪的，则是医院的院长吴金民。这位拿了几十年手术刀、将千百条生命从死亡边缘夺了回来的外科专家，面对伏地哀告的老农，心如刀绞，止不住泪如泉涌。那时候，吴金民已经整整当了５年的院长，在医疗系统这个尴尬的夹缝里，心里无数次起过改革的念头。然而，在中国上上下下的观念中，医院始终是“社会主义公益性的福利性的卫生事业机构”，这个在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了的概念，谁也不敢碰这根“弦”。
契机终于来了。１９９２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发表之后，中华大地涌动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浪潮。一向沉静矜持的吴金民终于向医院班子抛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想法：发挥医院现有技术和设备的优势，迈开步子走向患者需要的市场，利用价格杠杆分流病人，在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中摆脱窘况，创造讲效益、讲质量、开放型的社会主义新型医院，为医疗事业探索一条市场化竞争的新路子。
吴金民的改革思路，一语道破了浙医二院领导班子成员们积抑已久的心声。党委书记江观玉激动地站了起来：“咱们说干就干，明天就开会征求意见。”
出乎吴金民意料的是，改革的民意测验收回来了，拥护者竟然占全院１３００名医护人员总数的９２．５％！
于是，４月２２日，一纸报告送到了浙江省卫生厅厅长的桌子上。
那些日子，吴金民显得焦虑不安，当着老伴的面，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这位５０开外的外科医生发现自己这些日子已经开始谢顶了，他担心出台的改革方案说不定哪儿就会触动一些敏感的神经招致搁浅。
令他宽慰的是，送上去的报告一路绿灯，很快就批了下来。国家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还高度评价了浙医二院这一大胆创举，认为这一改革“将成为全国医疗卫生界的一次突破”。吴金民心里踏实了。
但是新的改革措施是旧的医疗体制的一场嬗变，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医疗价格的增加，而是关系到全国第一面“优质优价”的大旗能否一帆风顺地打得开，关系到“养尊处优”几十年的浙医二院能否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继续生存。吴金民的担子比谁都重。
好个吴金民，“市场化”的口号刚听到，便亮出了非凡的一招：将医院推上“手术台”，先从自身的内部机体开刀：取消奖金制，实行超额劳务和业余劳务补贴制，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破除传统的职称条框，实行定编定岗、优化组合，双向聘用、人才流动，采取评聘的方法确定人员取舍，可以低职高聘，也可以高职低聘；实行科室管理自主化，统一制定分类责任制，对医疗事故和严重差错，在追究当事人责任的同时，追究领导责任，对科室之间互相推诿病人和态度恶劣的医务人员实行重扣明罚……
一步步改革的棋子宛如一枚枚重磅炸弹，激起医院内部一阵阵强烈的震荡。短短几天时间内，３名医务人员被解聘，１５人主动提出辞职或者外调，７人提出留职停薪，７３名能力欠佳的医务人员被高职低聘。一时间，说客盈门，吴金民躲猫般使劲回避。他知道：光求优价不讲优质，二院人可就真要没饭吃了！
在这基础上，吴金民推出了走向市场的改革举措：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１日，浙医二院的挂号大厅里贴出一张简短的“告病员书”：“即日起，本院凡医疗技术劳务收费在现行标准基础上浮动２０％—５０％，使用大型设备的检查和药品及一切可以核价的材料一律不加价……”
公告具体列举检查费、注射费、护理费、麻醉费以及各类手术费用上浮指数。
就在公告上墙的一刹那，吴金民和二院人，个个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上。
面对“上帝”
一宿没睡好，吴金民那天一早就出来，走到医院门口，一看手表，才６点钟，离平时上班时间足足还差１个半小时。这时党委书记江观玉也心事重重地踱了过来，眼角耷拉着，像是几天没合过眼。两人径自向挂号厅过去，一瞅都有些愣了：多年来雷打不动、７点３０分准时开窗的挂号室已经开始工作了，病员们正秩序井然地挂号交费。再转到其他科室，医务人员已经到了一半！吴金民心腔一热。
驻杭大大小小几十家新闻单位的记者不约而同地赶来了，人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注视着二院：改革的第一天，二院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境地！
一切显得相当平静。轻重缓急的病人们似乎并没为价格的上升而吃惊，吃惊的倒是以往没有两三个钟头看不成病的，今儿个特顺当，半小时便成了。
９时３０分，挂号室噼里啪啦一阵算盘，结果出来了：就诊人数为１１３０人，比平时减少１０％。这个数字恰恰与吴金民估计论证的底数相吻合。
然而二院人心动了。在这１０％的数字里，二院人“第一次”尝到了危机的滋味，于是，一个“病员就是上帝”的全新口号在二院人心里叫响了。他们一改“皇帝的女儿”作风，纷纷出台便民措施，主动向病人“讨好”。
挂号室宣布：从即日起开窗时间提前一小时，７０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挂号，外地老年人不用排队挂号；内科建立了方便门诊；五官科实行了电话预约；心血管科推出了住院电话登记；门诊部就地开设收费点；化验室取消分散的化验点搞集中化验；全院开展电视特约电话点医就诊……
质量就是生命！在严峻的医疗市场竞争面前，二院人重新找准了自身所承担的角色。
急诊室里，病人首先打交道的是二院的预检护士。当一个个生命濒临垂危的病人抬进这块“阴阳界”时，生死之别往往就在这一刹那间。１３名预检护士个个都是好样的，她们人人练就了一套紧急抢救技术：吸管、插管，心脏除颤、心肺复苏……这些须由不同门类医师干的活，她们干起来娴熟自如，比常规的抢救时间整整缩短了５分钟。５分钟，这是生命线上的一场争夺战！
护理部里，４０６名护士把病人当作亲人，这些在父母面前的乖乖小姐，每日里干着连病人亲属都不愿干的活，排便、拍背、擦浴……她们把病人的喜怒哀乐一古脑装在自己心里，谁住院了，就是二院的“皇帝”；出院了，还是二院的“亲戚”。有困难了，一个电话，二院的护士立马会来。从二院出来的病人，提起护士，没有不竖大拇指的。６０岁的糖尿病人何杏女从外院转进二院做截肢手术，带进来一个小碗大的褥疮，一段时间过后，大病稳定了，可褥疮却始终不见好。二院有条土政策：褥疮不愈，病人不能出院，责任的板子打在护理部身上。大伙急了，请来医生会诊，结果是：病人白蛋白过低，不能痊愈，唯一的办法是做植皮手术。护士长顾惠娟一听有门儿了：病人每天都要注射两针白蛋白，何不用瓶里剩余的泡沫涂上试试。简直是奇迹！不出一周，褥疮好了；２０天后，病人出院了。
面对“上帝”，二院人以发自内心的虔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起死回生的奇迹。
永远的追求
经历了阵痛的改革，二院应有的功能得到了复苏。这家靠国家输液供血几十年的国有医院终于摆脱了窘境：第二年，医院出手就是１０００万元，用于更新添置医疗设备；去年，全院用于购置大型设备、建造宿舍、补发工资达２０００万元。当了这么多年的院长，吴金民终于实实在在地尝到了“潇洒”的滋味。与此同时，一项社会医疗调查表明：在二院推行改革的同时，杭城其他医院普通病人门诊数悄然呈现上升趋势。二院的经济杠杆，将轻重缓急不同的病人进行了一次合理分流，落得个皆大欢喜。
改革使二院的自身发展像模像样地上了一个新台阶。然而，吴金民和二院人没有停留在自身的享受中，抓医德、医风，不忘社会效益的追求。走进医院的办公楼，那栋建于上个世纪的木结构小屋一摇三晃，与窗明几净、一年四季由中央空调控制的病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每年，二院都要组织一批专家到全省各地巡回义诊，仅１９９４年就达４００多人，上百名医务人员走遍了浙江的山区乡村。去年５月，二院在台州黄岩与当地一家医院开办了“常设分院”，购置了５０多万元的医疗仪器，先后派出骨科、眼科、外科等科室的主任医师坐堂门诊，山里人不出远门便能得到名医的诊治。
这些年，社会上传出了“划开肚皮要红包”的新民谣，在一次全国行业不正之风的民意测验中，医务界收受“红包”名列第二。然而，这股歪风没能刮进浙医二院。二院有条规定：谁收了红包２４小时不报告，纵使你有千万条理由，也要赔出总数的１—３倍，同时降职停聘公布上墙。这规矩一五一十地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反复公布，诚请全社会监督。此外，“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超额劳务和业余劳务补贴制，让全院１３００名员工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正当的渠道丰盈自己的腰包。二院人眼不红，脑不躁，心里特平衡。二院人眼里，向呻吟的病人伸手拿钱，缺德呢！一位手术医生，连续两次退掉患者暗送的５００元现金后，临上手术台，又被病人家属硬塞在口袋里。这位医生想，假如现在将钱退回去，势必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不如手术后再还给对方。谁知手术忙过之后，这位医生紧接着参加一个会议，把退钱的事一时给忘了。就这么件事，院领导发现后并没有就此了结：按规矩办，罚！道理很简单：你毕竟收了，而且２４小时之内没报告。还是这位医生，半年之后，一位伤愈出院的患者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找到《杭州日报》，反映他三番五次不为金钱所动的高尚情操，要求报社“说啥也要把他的事迹登在报纸上”。这位病人哪里能够知道，自觉拒收红包，这是二院人家常便饭的事情了。去年一年，除却医院医务人员当面拒绝的这笔不可统计的数字，无法处理而主动上交的红包就有１２０个。今年１—５月份，上交总数突破３．１万元。一位来自海宁农村的患者出院了，临走时流着泪对骨科主任黄宗坚说：“我知道，您这儿不能收钱，这床篾席是我们乡下的土产，说啥您也得收下。”面对如此善良的病人，黄主任不忍拒绝。病人前脚走，他后脚就赶到邮局，给他寄回去５０元钱。今年初，杭州市物价局在卫生系统进行了一次职业道德大检查，结果表明：在上千封反映医院索取红包的群众来信中，唯独没有浙医二院。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从院长、书记到医生、护士，二院人把这话当成了自己的天职，即便身无分文，即便不明身份，当每一个垂危的生命来到二院，二院人心里只有４个字：“救命要紧”！于是改革以来，二院的帐单上累计挂着４００多万元无处可索的欠单。
一面是金钱，一面是医德，孰轻孰重，二院人心里有杆人道的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