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强化与超越 [复制链接]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题材：强化与超越
潘凯雄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节骨点上来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和繁荣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问题时，不能不顺着时间隧道将思绪回溯到逝去的时光。
从题材出发来探讨文艺创作的确是一个颇具个性特色的视角。在西方，更多提及的倒是有文学精神、母题、类型、形态……伴随着社会主义在世界出现，题材问题在这些国家也变得重要起来。或许是与之所实行的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这些国家在对文学题材的处理上也呈现出惊人的一致，具体表现为一种产业化行业化、阶段性和相对独立的特征。每个行业和产业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题材领地，但总体上又服从国家在某一时期的中心工作。平心而论，对题材的这种处理将十分可能导致一种喜忧参半的结果：一方面是文学创作涉猎面的广泛和某一阶段重点的突出；另一方面则可能因其对“写什么”的强调而忽略了“怎么写”。而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和我国已经由单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作家的主体意识已大为增强。这种新的背景、新的条件、新的因素也是我们今天在讨论题材问题时必须予以足够重视的前提之一。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农村题材文艺创作问题在今天的讨论已无关紧要。事实恰恰相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必然在我们的整个文艺事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众多，农业土地广博，农业文明悠久；更是因为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内的种种矛盾、艰难和彷徨在农村的表现更为集中、尖锐和突出。这一切无不成为农村题材文艺创作天然的得天独厚的丰富资源。事实上，新时期以来相继涌现出来的《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乡场上》、《鲁班的子孙》、《凤凰琴》乃至《浮躁》……等一大批分别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农村生活和农村变革的作品业已成为我们考察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业绩时所无法回避的重要现象。因此，问题的要害不在于要不要写农村，而在于如何写。尤其是当我们身处深刻的社会转型和世纪之交时，是满足于平面的状写还是追求深刻的透视，是拘泥于传统的农村与都市的分野还是在一种新的文明观照下作整体审视……很显然，能否如此并不仅仅取决于是否写到了农村和农民的过去与现在乃至未来，是否有简单的后顾与前瞻，关键还在于创作主体是否具备了熟悉的第一手生活、深邃的历史穿透感和先进的人文意识。因此，在强调或倡导一种题材重要的同时，更需超越题材作文学整体观，农村题材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