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立在农民心中——记兰溪市原农经委副主任杨东海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丰碑，立在农民心中
——记兰溪市原农经委副主任杨东海
本报记者袁亚平
天下着雨。踩着泥泞的山路，一步一滑，一步一滑向上走。记者打着伞，跟着村党支部书记，去看望一位党员干部的墓地。
他叫杨东海，生前是浙江省兰溪市农经委副主任，去年１０月猝死在工作案头。噩耗传来，他曾挂职过的陈家井村村民们大为悲恸，再三恳求将他的骨灰安放到村里。今年清明节前夕，全村老少自发上山，举行了浙西民间最隆重的葬礼，红烛遍地，哭声连天……
漫天雨水洒落，墓碑上流动一行行清泪。记者感动得双眼模糊，默念着由党支部和村委会署名的碑文：
“君长年奔波于农村，积劳成疾，尤以抱病之躯，为本市农业之发展、农村之兴旺、农民之富裕殚精竭虑，沥血呕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爱民之爱者，民亦爱其爱。今杨君以其毕生之精力为民谋利献身，其受泽之民，莫不感其恩德，群请东海之灵，安息于尖峰山之麓，红果茂林之间，以聊慰生者逝者之共愿也。”
这是党的好干部在人民心中的丰碑！
自愿到陈家井村挂职扶贫两年。杨东海说：“我不是来‘镀金’的，我只想为村里办点实事！”
陈家井村党支部书记陈撮明，这位理着平头、皮肤黝黑的壮实汉子，曾在部队里当过班长。他对记者说：“杨部”，哦，杨东海当时是市委农工部副部长，我们村里人同他熟了后，见他只是一个书生，不像当官的，就去掉了“长”，都叫他“杨部”。
杨部刚来村里的情景，大家记得明明白白。那是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的一天，他响应市委扶贫的号召，到我们陈家井村挂职，当党支部书记。杨部戴着眼镜，斯斯文文，从车上搬下钢丝床、棉被、煤油炉、脸盆、衣服和书等等，走进村里一间破旧的“知青屋”。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造的泥墙矮屋。知青回城后，屋空着没人住，就变成了村里存放杂物的仓库。那间“知青屋”只有２０平方米，又阴暗，又潮湿，让杨部住这里，村干部有些过意不去。可杨部却一点也不在意，说：“我以前也当过知青，挺好，就住知青屋吧！”
杨部来了。白天，他和村干部一起登尖峰山，上白罗山，到白碗畈；晚上，他走东家，串西家，找村民谈心。饿了，自己点煤油炉炒菜烧饭；渴了，掏两角钱到茶馆店买一壶开水。
村里人都把他当自家人，心里要说的话，眼下要做的事，都一一和杨部说。那时党支部的一班人，心不齐，村里１７名党员，“爷爷辈”多，开会“哑巴”多。杨部在村里找好苗子。两年中，村里发展了５名党员，他们都是年轻后生，又有文化，有４名现在担任村干部。
杨部对村干部说，陈家井要治穷，一要有个“粮仓”，保证有饭吃；二要有个“银行”，保证有钱用。他同大家多次商量，定下了“山上建银行，畈里造粮仓”，“近山花果山，远山用材林”的方案。他到尖峰山取了土，用化学仪器测试，测出土质是呈酸性的，适合种杨梅。他就拍板，前期开发杨梅基地２００亩。
刚过元宵节，杨部就带人外出买杨梅苗。那些天，正下雪，他和村民在雪地里，掘苗，捆扎，装车。７０００多株杨梅苗，他一株株全检验过。栽种的那几天，杨部比谁都费心费力。他又划线又掘坑，又给大伙讲解栽培要领，传授栽培技术。
但老天爷不作美呀，当年就碰上了干旱。杨部带着大伙一担担挑水上山，杨梅苗还是死了不少。
好心的村干部对他说：“治贫的办法谁都想过，最后还是没有办法。你有心的话，不如搞个‘短平快’，办个厂，把产值报上去，早出政绩，也算有个交代了。”
杨部却说：“我不是来‘镀金’的，我只想为村里办点实事。现在村里底子薄，办厂条件还不具备。种杨梅是符合陈家井的实际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后来，杨部又带人到慈溪买杨梅苗，重新补种。
现在，那２００亩杨梅全挂果了，都是优质品种黑炭梅，大的树一棵收１００多公斤。尝一尝，真甜哪！
村里今年采摘杨梅六七万公斤，好的一户人家，光卖杨梅就收入５０００来元钱。
白罗山的２００亩杉木，也是杨部带着村里人种的。现在你到山上去看看，杉木胸径有的已经有热水瓶壳那么粗了。
我们村有４００多亩水田，在兰江边的白碗畈，那其实是古河道变迁留下的沙滩地，又怕旱，又怕涝。旱得厉害时，村民们挑水去浇地，翻山要走二三公里路，绕山要走五公里路。
杨部对大伙说，我们只要修一个机埠，修一条渠道，把兰江的水抽上来，白碗畈就是陈家井的粮仓。
他向市里打报告，争取到２万元资金。他又向城里借来平板仪，支起三角架，一段段勘察定位。他还自己画图纸，搞设计。
杨部同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动员群众出工出力，共建机埠渠道。大伙苦干了一个冬春，到第二年春耕前，我们陈家井村一级机埠配套工程竣工了！
验收那天，杨部太累了。他一下跌倒，额头撞在铁管口，直流血。你看他的遗像，左眉角上的那条疤痕，就是这么留下的。
现在的白碗畈，再也不是亩产１００公斤左右的靠天田，已经成了旱涝保丰收的吨粮田啦！
全村１３８０多人，哪个不认识杨部，没叫过杨部？哪个能忘记杨部办的实事，做的好事？
你看我们办公室墙上挂的镜框，写的就是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决心：“继承东海志，共创致富业。”
人称他是“下乡专业户”。杨东海说：“要按党员要求对照自己，我只能这样做。”
兰溪市农经委主任董耀南，既是杨东海的领导者又是知情人。他对记者说：
１９８７年５月，杨东海担任市委农工部副部长，后改任市农经委副主任。他负责全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政策法规管理等，此外还要承担不少市委、市政府交办的调查、试点任务，起草一系列有关兰溪农村经济发展的文件。
这么一来，杨东海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沉在乡下，人称他是市府大院里的“下乡专业户”。
去年５月，我市西乡一带农民养育的珍珠蚌发生了“瘟”病。许多农民为了养珠，几乎把全家的血本都投了进去，一亩蚌塘就要投资２０００多元，西乡有１万多亩蚌塘，要是损失，那还了得！农民急红了眼，就告状，说上游的东风水库“水质严重污染”，“有意放水”，造成下游万亩蚌瘟。
杨东海听到后，很着急，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农经委一位同志和水利局的水产技术员，赶到东风水库。３人雇了一只小船，在水库里摇摇晃晃，作了整整一天的实地调查。他们从水库各个不同方位共取样１７３０只珍珠蚌，逐只检查，没有发现一只病蚌，水检也没有什么异常。
杨东海不愿就这样返城交差。离开水库后，他又赶到西乡一带蚌塘察看，终于找到了蚌病的根源：从外地购来的蚌苗就已带病，再就是农民缺乏珠蚌养殖技术。
杨东海回来后，就为市政府起草了《切实抓好蚌病防治、控制蚌病蔓延》的紧急通知。
他又主动协同水利局，及时举办了几期蚌病防治技术培训班，提高了农民的养殖技术和防治蚌病的能力，保住了西乡１万多亩蚌塘的安全，又避免了一场社会纠纷。
去年６月１２日，连续的大暴雨使兰江水位猛涨，沿岸堤防告急。市委下令，除少数人留下处理日常工作外，其余机关干部全部下乡与群众一起抗洪救灾。
在农经委党组紧急研究组织抗洪工作组时，考虑到杨东海的身体病弱，决定让他留守在家。可是杨东海硬是不肯，说自己对联系点陈家井村的地形熟悉，有利于抗洪工作的指导。最后，我只得同意他去带队，一再嘱咐他千万要注意身体。
定好工作组下午１时集中出发，但杨东海对同事说：“水火不等人啊，我们还是尽早赶到村里。”大家急匆匆在食堂买了面包，一边嚼着一边上车。
车到马达镇桥头，公路已被洪水切断。杨东海决定步行?水，命令司机空车返回。司机不放心他的身体，有些迟疑，杨东海厉声喊道：“快走，洪水再涨就开不回去了！”
杨东海和同事们慢慢地?过齐腰深的洪水，吃力地步行了２公里多路。来到陈家井村后，他马上召集当地乡、村干部开会，组织抢险队伍。杨东海自己在２．５公里长的防洪堤上，整夜来回巡查。
整整三天两夜，紧张的抗洪抢险，连续的熬夜，杨东海累垮了，被村支书扶到家里，瘫倒在竹椅上。
近年来最大的一次洪峰过去了，大坝保住了，陈家井村和附近四个村的３０００多亩粮田保住了，１０００多亩珍珠塘、鱼塘和棉花、西瓜、甘蔗保住了。
陈家井村的农民特地进城，送匾表示谢意。村支书紧握着我的手，动情地说：“这回抗洪多亏老杨啊！”
记得去年７月２日，杨东海在农经委党组民主生活会上说：“我生在兰溪，长在兰溪，要为兰溪发展多考虑。要按党员要求对照自己，我只能这样做。”
妻子为他的病体担忧。杨东海说：“人生难免一死。但一个人活着，就应该活得有质量。”
杨东海的妻子孙凡奇，是兰溪市农行营业部主任、会计师。她对记者说：
我和东海是校友，又是一起下乡的知青，以后又结为伴侣，相处时间有２０多年。
东海在１９７３年９月被浙江农业大学林学系录取，在１９７６年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被留校任教。直到１９８１年，为照顾夫妻分居两地的实际困难，东海才从浙江林学院调到兰溪林业局工作。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东海主动报名，到农村挂职扶贫。从那天下乡起，他一头沉在村里十几天不回一趟家。有一次我托人带口信让他回家，他“以牙还牙”，也带了个口信回来，说自己的岗位是村党支书，晚上是做农民思想工作的最好机会，来不了。
直到元旦前的傍晚，他才正式回家休息几天。他站在门口，又黑又瘦，脚穿解放鞋，一身邋遢，比“乡下人”还“乡下人”。
东海和我都是城里人，乡下本无亲戚。自他到农村工作后，就有了一批农民朋友。每年大年初三，他和我带着女儿，骑自行车去陈家井拜年。临行前，他都要到我这里“开后门”，换一沓一元一张的崭新零票。他把自己的这些钱送给村里一位７０多岁的史云娥老人，好让这位四世同堂的老人像模像样地做一次曾祖母，给孩子们分发压岁钱。
东海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在村里了解到这家小辈平时对史老太太不大孝敬，所以就这样和风细雨地去调节关系。这样，史老太太的家人很受教育，以后家庭关系好多了。
每逢大年初六，东海总是把陈家井的村干部请到家里做客。他吩咐我一定要做几个好菜，把农民们当成最尊贵的客人来款待。就是有一条，他不让村干部带任何土特产上门，每人双手空空到我家。
两年挂职结束，东海从农村回到单位。当时，在一些会议上，挂职干部中许多人都在总结经验，介绍政绩。
东海对我说：“我做的事才开了头，没什么可以总结，也没发言。上山种杨梅，三五年才能结果，我当时就知道挂职期间杨梅不可能有收获。只要以后对农民有好处，我心里也就满足了。”
兰溪市里对挂职锻炼表现突出的同志晋升一级工资，市直机关党委书记范寿山听说这名单中没有杨东海，他急了，找东海问情况。东海对他说：“下去的人都很辛苦，评谁都一样。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做的。”
范寿山从心底佩服东海的品质。为了不让老实人吃亏，他多次找领导，力荐东海，最后终于榜上有名。
那次东海的母校金华二中举行校庆，同学们听说东海现在还只是一个副科级的“农官”，技术职称还是助教，纷纷为他叫屈，劝他换个环境，凭他的文才和外语等方面的实力，不难找一个好位置。东海却说：“我已经离不开这个‘农’字了，何必再去为一官半职调来调去呢？何况，我站在这个位置上，能为农民讲几句公道话，办几件实事，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一工作起来，东海就会忘掉一切。可是他的身体受不了，他已经积劳成疾。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东海由我陪同到浙江医院住院检查。他患的是心脏主动脉扩张症，在紧连心脏的血管间已鼓起一个大得惊人的瘤状体。医生说，这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
他看到我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开导我：“说到底，人生难免一死。但一个人活着，就应该活得有质量。如果每一年都活得实实在在，有点事情干出来，尽管只活了５０年，也相当于活了１００年。”
东海出院回到兰溪，他就把在病房里草拟的《关于加快山区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分送到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去征求意见，最终以市政府的正式文件下达了。那天回家，东海开心极了。
去年６月，东海到抗洪第一线。８、９月，东海又去参加抗旱。
去年１０月１８日晚上，东海一拐一拐地回到家，我急忙扶住他让他坐下。他费劲地说，两条腿一点力气都没有，下班骑车在兰江大桥上摔倒了，腰也扭伤了。我一边心疼地埋怨他，一边替他贴伤湿止痛膏。东海这时对我说：“你请你们单位的人用电脑帮我打一张急救保健卡，写上我的单位、姓名、病情、地址，放到我的口袋里。万一在外面发生意外，也好有人可以通知你。”我听了这个话，心里很害怕，忙说：“你不要上班了，一定不要下农村了。”
可是等我第二天早上出差到金华去了，他又连续３天到农村，跑了６个乡，行程几百公里，爬山坡，下田头，听汇报，看材料，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各种数据。
１０月２２日晚上７时，我从金华回到兰溪，进门来，看见东海正埋头翻笔记本，桌上还摊满了许多材料和表格，我就问：“今天晚上还写材料？”东海头也没抬地说：“这个材料很重要，要赶紧拿出来。”
约１０分钟后，我突然听到背后的东海很可怕、很短促地叫了一声。我回头一看，他已经倒在桌旁。我急忙把他抱在怀里，他痛苦地抓着自己的胸口，喘着粗气，颈上的静脉爆出来有拇指那么粗。
仅仅四五分钟，东海就停止了呼吸……
钢笔摔在地上，砸歪了笔尖。桌上一份《关于１９９５年兰溪市农业发展思路》，仅仅写了一个开头……
今年７月，中共浙江省委作出了决定，追授杨东海同志“党的好干部”称号。
学习杨东海的热潮，正在浙江大地掀起。
东海，那是多么浩瀚，多么震撼人心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