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县长漊、车墩两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扩大会向干部积极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松江县长漊、车墩两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扩大会向干部积极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江苏省松江县长漊、车墩两乡，在全县县、区乡干部扩大会议以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先后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扩大会，系统地深入地向到会的人进行了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使大家受到
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明确认识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参加大会的，有乡人民政府委员，各界人民代表，青年团支部书记，各村妇联主任、互助组组长及群众积极分子等。
长漊、车墩两乡人民代表大会扩大会，首先通过听报告、小组讨论、回忆、对比、算细账等方式，使大家明确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方向，知道现在已经在一步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会上，大家着重算了四年的三笔翻身账，体会到党和工人阶级四年来对农民的帮助是说不完的。长漊乡吴家桥村干部说：
“听毛主席话，句句真言；跟共产党走，条条大路”。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年年上升。一九四九年全乡每亩平均产稻三百八十斤，一九五三年就达到五百三十斤。四年来增产百分之三十九点五。中心村过去不施肥，又常常受水淹，每亩只能收二百多斤。今年中心村的产量平均在五百斤左右，增产一倍以上。解放以前全乡养猪七百头左右，今年已增加到一千八百头。吴家桥村四年以来添制的大型农具，如犁、船、轧稻机、水车等计有十件，使全村人民有了精耕细作的条件；一九四九年全村有一百六十亩田没有下肥料，到了一九五二年，所有耕地都能普遍施肥。一九四九年大部分农民只能吃粥，并用山芋、青菜、番瓜和着吃。现在大部分吃干饭。如徐陈村共一百四十来户，解放以前只有六户吃三顿干饭，有一百十八户只能吃一顿干的。现在，绝大多数都能吃三顿干的，只有七、八户早上吃点粥，中、晚两顿都吃干的。吴家桥村吴兴生说：
“我的两个小孩在一九四九年还讨过饭，现在不但吃干的，还要讲究吃小菜”。徐陈村在解放后新造了房子十四间，做了近六百套衣服。吴家桥村黄秀祥互助组今年添购了绒线四磅、套鞋十双，还买了九十万元的布。算了三笔账，大家的思想觉悟就都有了提高。有的小组更进一步算了国家对农民的帮助。四年来长漊乡农民得到的各种农业贷款和生活贷款总计有五亿多元。中心村沈雪桥互助组今年向银行贷到一百二十万元，付给银行的利息，四个月只有一万二千五百元。如果借四个月的高利贷，起码要付“糙三斛”的高利（以米计算，借一石米还一石五斗），利息就合到六十二万五千元。会上，又以沈雪桥家购买油、盐、布、火油、糖、肥皂、白桐油等为例，算出国家工业品价格逐步降低，农民得到了很多好处。沈雪桥今年购买的这些工业品，总起来算，比解放前要便宜一石六斗六升四合米。如以长漊乡全乡一千一百六十四户计算，就要便宜一千九百三十六石八斗九升六合。如以松江县全县计算，农民得到的好处有十五万八千七百七十五石多米，或三百三十八亿一千九百零四万四千元。用这些钱去买抽水机，可买三百三十八架；买耕牛，可买三万三千八百十九条；买布，可买一万二千零六百一十匹。长岸村互助小组的组员把这些好处都联系到总路线上来认识，说：“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增长的结果”。
第二、通过回忆，诱导大家诉小农经济给予的痛苦，使大家都懂得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和不稳定性，资本主义的道路万万走不得，启发了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会议上讨论到小农经济的坏处时，大家回忆起解放以前的惨痛生活。解放以前，长漊乡一千一百六十四家中，有四十七户是依靠封建剥削致富的，大多数农民都过着被剥削的痛苦生活。山黄村互助组长何金发说：“解放以前农民在经济上有三害：租米、高利贷、天灾人祸。”徐陈村陆方根说：“小农经济一碰到天灾病祸，就要借债、卖地、给别人做长工。到后来，还落得一条讨饭的路。”长岸村中农俞友才说：“小农经济是‘三年风、四年雨’；它阻碍大量增产，使农民的生活不能提高，今年望明年好，明年还是一件破棉袄。”吴家桥村的高志青，勤劳生产，省吃俭用，买了三亩田，以为熬出点来了。那知后来嫁女儿，替媳妇医病，当年就把田卖脱，马上就垮下来了。全乡农民在解放以后，虽然“靠政府撑了腰”，生产提高了，但已经有卖房子和“吃高利贷”的。如张家桥村费顺元等四户借高利贷四百万元，五个月后就要加倍归还。徐陈村陆培坤土地改革后生活好转，后来死了爹娘，欠了二十石米的债。小农如果一亏欠，就要跌进高利贷的陷阱，“穷三担、富三担，一生一死追勿着”，不能翻身了。车墩乡的会议上还揭发了新泾乡阶级分化的现象，使许多安于小农经济现状的人大吃一惊。大家因此又比较了单干和组织起来的好坏。如任雨楼家种二十一亩半田，有三个半劳动力，因为没有参加互助组，稻子还没有收好。王顺良种了二十三亩二分地，虽然只两个劳动力，因为参加了互助组，稻子已全部收完了。乡里的沈金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量，比全乡每亩平均产量高出一成半左右。吴家桥互助组每亩平均产稻五百斤，同村的沈金云农业生产合作社，平均在六百斤以上。在讨论中，大家看到了互助组不过有一点点社会主义的苗子，就能增产粮食，合作社的苗子大一点了，就能增产更多的粮食，将来办了大合作社，实行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一定能大量增产。所以，大家认识到老路走不得，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中心村的朱正林说：“只有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才能挖掉穷根子。走老路的结果是‘一家豪富，百家穷’。这是一条死路，坚决走不得。”很多人并批判了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中心村王正林说：“这回共产党把我拉起来，走社会主义的路。”吴家桥村王秀祥、卫志祥、高召楼等互助组长，都说要争取把互助组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国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表示要在出售粮食后组织信用合作社。
第三、引导大家回忆解放以后奸商的投机活动给予农民的痛苦，对比国营公司、供销合作社的好处，分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长漊、车墩两乡的会上，还揭发了解放以后奸商捣乱市场投机剥削的罪恶。一九五○年，还没有国营公司和合作社，车墩乡农民到粮行里卖稻子的时候，私商开始出七百元一斤，后来卖稻的农民多了，粮行里的人就说：“钞票没有了，不收了。”可是农民等着钱用，奸商就乘机煞价，降到六百五十元一斤。又如亭林物资交流会上，套鞋一脱销，私商立刻就把每双价钱抬高一万元。再如上海的一个粮食商以高出牌价五百一十元的价钱收进粮食，在黑市上以二千四百元的价钱卖出，赚了一大笔钱。粮食商在长漊乡把山芋、海蜇等赊给农民，还账时只要粮食不要钱。华阳镇许公记行赊肥田粉给农民，市价折合四石米一袋，赊出三、四个月就要八石米一袋。不少农民增产得来的粮食，都填了奸商的腰包。经过讨论，大家都认清了奸商的真面目。中心村吴金章说：“把粮食卖给私商，他就要囤积起来，趁机抬价，剥削买粮吃的人；卖给国家，大家都能买到价钱便宜的粮吃。”
最后，用具体事实说明工业和农业以及工人和农民的关系，使大家懂得了国家为什么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双梅村姚长龙说：“有了重工业，建立了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美帝国主义碰也不敢碰我们了。”中心村王友林说：“就拿抗旱来说，有了戽水机，戽水就便当得多了。国家有了重工业，我们就可以用机器种田了。”顾锦娟说：“我们用了轧稻机，就比掼稻省力，而且一人抵得上两人用。”顾荣根也说：“要用肥田粉就要发展工业。”双梅村小组在讨论时，都表示要尽帮助工业发展的责任。王火根说：“工业化，要靠工人增产。他们增产工业品，贡献比我们大得多。”姚岳龙接着补充说：“靠工人阶级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农民也要负责任。要多产粮食来卖给国家，让工人吃了好生产。”中心村顾锦娟说：“社会主义工业化，就要靠工人造机器，我们就应该好好生产粮食。”全国水稻丰产模范陈永康、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王梦来等都表示要带头把粮食卖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