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群至死不衰——纪念著名爱国女华侨教育家余佩皋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爱国爱群至死不衰
——纪念著名爱国女华侨教育家余佩皋
彭一万
著名爱国侨领，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届全国侨联主席，百岁老人庄希泉先生的一生有如一部传奇式的世纪史诗；其夫人余佩皋女士年仅４７岁便英年早逝，她短暂的一生好比一出女侠式的悲壮活剧。
余佩皋１８８８年６月１５日生于姑苏城里一个书香门第，少年时期，她即走出闺阁，就学于苏州振吴女校。一入校门便毅然解开缠足布，扔掉“三寸弓鞋”。她每天鸡鸣即起，读书写字，聪颖勤学使她成为成绩优异的学生。
１９０７年，她只身到北京，考入高等女子师范（今北京师范大学），１９１１年毕业。毕业后第二年，在辛亥革命的洪流激荡下，她怀着一腔热血，奔赴祖国西南边陲广西，受聘就任广西桂林省立女子师范校长，与她同行赴任执教的是同班挚友周芜君，她们在那里探索“提高女子教育、振兴女权”的道路。１９１５年，两人又不辞辛苦南渡婆罗洲，余佩皋担任婆罗洲山口洋中华学校校长。当时那里经济落后，文化不振，交通不便，环境不靖，生活艰苦，她们却孤军深入偏远山区，开创华侨教育事业。
１９１６年，余佩皋鉴于当时新加坡是华侨爱国进步活动的中心，革命气氛高涨，有较好的创业环境，便辗转来到新加坡。此时，庄希泉在新加坡经营中华国货公司，探索“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的道路，两人志同道合，便共同创办新加坡南洋女子师范学校（今南洋女子中学前身），着重培养华侨学校师资。余佩皋任校长，庄希泉任董事长。这是南洋女子教育之先驱。余、庄倾尽心力办学，师生员工通力合作，使这所学校闻名南洋。
华侨办学在南洋的巨大影响，可以从７０多年前的一段评论看出。梁绍文先生在《南洋旅行漫记》（１９２４年１０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一书中的《纪英人摧残教育始末》一章中写道：“华侨自从办了学校后，很像旭日初升一样，将从前的暮气逐渐消除，一种振奋刷新的气象，蓬蓬勃勃，甚是可喜。”华侨办学，表示华侨有除旧布新、奋发振作的精神。当时英帝国主义的星马殖民统治当局，采取种种手段，摧残华侨教育事业。梁绍文先生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华侨教育被摧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他写道：“１９２０年的春天，海峡殖民政府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指挥御用的议政局，宣布一种取缔教育条例。这种条例的目的，完全为取缔华侨教育而设。”这部《１９２０年学校注册条例》规定政府有权可以随时封闭学校；教员须经政府许可，执有准状，然后方能充当，否则，立时驱逐出境；如果政府查出学校有不合政府旨意的，当重责学校之负责人；教科书须由殖民政府编订；甚至连从中国到那里侨居入学的学生也必须经过他们的审查批准；并规定了罚款、取缔等各种措施。这是英国殖民政府的“釜底抽薪”之计，是一个以控制、扼杀华侨教育为手段，以镇压华侨爱国运动为目的的苛刻条例。
当“条例”公布时，任新加坡南洋女中董事长、中华国货公司经理的庄希泉和任南洋女中校长的余佩皋首先挺身出来反对。庄希泉说：“这种条例如果实行了，不但华侨返到从前的野蛮状态，就是殖民政府也要取笑我们软弱无能。我牺牲了全盘生意，也要替华侨争回一点人格！”他和余佩皋、陈寿民等人将南洋教育界全体同仁结成一个团体，请各埠各界的商会加入，成立“华侨学务维持处”。在他们的号召下，南洋七州府２０多万华侨联名请愿，掀起了一场席卷南洋的抗暴斗争。庄希泉在西朗敏监狱被关了近１００天，余佩皋无日不到监狱探视，传递消息，交换情况，内外配合，商讨对策。庄希泉认为，殖民当局无理逾期拘留属于违法，就是倾尽家财也要告倒星马总督，为华侨争光。周芜君回忆道：“庄君被禁以后，余君对于请愿的事情，更努力前进，奔走不息。……庄君被拘的时候是７月２４日，这场官司，是１０月１１日开庭，叻政府用了三个律师，被庄君的律师通通驳倒。”官司一直打到英国伦敦。最后，伦敦法庭终审裁决：总督拘留逾期违法，庄希泉予以释放。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在并肩斗争中风雨同舟的庄希泉、余佩皋，宣布“组织新家庭”。婚礼从简，只在同德书报社开了一个演说会。星马总督败诉后恼羞成怒，在庄、余新婚的第二天，再次下令逮捕庄希泉，并宣布将他“永远驱逐出境”。余佩皋不甘示弱，直奔殖民政府“华民政务司”，昂首而进，严辞质问。“洋大人”被追问得语无伦次，丑态百出。她以不畏难、不怕险、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享誉南洋侨界，人们称赞她是“女界中铮铮的人物”。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５日，余佩皋受“华侨学务维持处”推选，肩负南洋４００万华侨、３００多所华侨学校师生争取“享有共办教育、学习华文的权利”之重托，只身回国呼吁各界支持。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７日，余佩皋抵上海，拜访各界要人并到各团体、各机关、各报馆发表演说，陈述她作为华侨代表返国争取声援的意义和目的。黄炎培先生特邀余佩皋到青年会发表演说。各界群情激昂，纷纷发出抗议书，分致英国外交部、英国驻华公使及有关当局。
１９２１年１月５日，余佩皋带病离浦口赴北京。１月７日抵北京，她即演讲宣传，四处呼吁，多次赴外交部、教育部，直接向外交总长颜惠庆呈递请愿书，申述侨胞之急情。北京学生联合会、福建旅京学生会，均开会作出决议，以实际行动支持南洋侨胞的斗争。
当时，全国各报先后刊登有关此事的通电、通告和公函，厦门、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团体纷纷成立后援会，一时震动全国。
尽管舆论声援，群情鼎沸，无奈北洋政府腐败无能，交涉失败。余佩皋回国请愿历时一年又三个月，最后怀着无限愤慨的心情回到厦门。当年协助庄、余两人出版《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一书的倪无斋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沉痛地说：“弱国无外交，故国权可丧，民气可抑，子孙牛马奴隶可不顾，而外人之意志不可违。今吾国当局者，持是术行之，必不能以一手一足之力为挽回。”
此后，余佩皋决心在自己的国土上，重振旗鼓，继续办学。在爱国侨胞的支持下，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厦门厦南女学正式开办。厦南女学后改为“厦南女子中学”（简称厦南女中）并附设小学。余佩皋的办学宗旨是教育与救国相结合。她提倡自由、科学、反帝、反封建，开展歌舞、戏剧活动，推广普通话。抱着为中华民族争光、为海外侨胞争气的赤诚之心，她与教师们尽心协力，把厦南女中办得生气勃勃。
１９２３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改组后的国民党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１９２４年，周恩来派江董琴由广州到厦门，组织国民党福建省临时省党部，这个党部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成立之前就一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活动。余佩皋、庄希泉参加了省党部工作，均任执行委员。
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右派对此极为恼恨，相互勾结，日本人借口庄希泉是日本统治的台湾籍民，以所谓“台湾籍民参加外国政治结社”为罪名，将庄希泉拘禁，于７月２８日，将他押送台湾。余佩皋闻讯，义愤填膺，带领厦南女中师生和各界群众１０００多人，到码头抗议示威。反动势力将余佩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一天夜里，国民党右派出动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冲进厦南女中，明目张胆地声言要抓共产党人，捕捉余佩皋。余佩皋闻狗吠声四起，知外面有变，即在亲友护送下，出后门越虎头山逃走，才免于难。丈夫被捕，自己被追捕，丝毫没有削弱她的斗志，仍然经常出席各种抗日集会，发表演说。８月２４日，她开完会回家，途经二十四崎，突遭枪击，幸而子弹只穿透衣袖，未伤及身体。面对明枪暗箭，她毫不畏惧退缩，人们称她为“奇女子”、“女界之丈夫”。
当时，广东革命浪潮蓬勃发展，余佩皋便把自己的独生儿子庄炎林交托在厦南女中执教的挚友周芜君抚养，离开厦门，到广东参加北伐军。
１９２７年２月，余佩皋被调往福州，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执行委员、妇女部长。她直接参加工人运动，到工厂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发动女工参加革命斗争。１９２７年４月３日，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发动反革命政变，大举“清党”，屠杀共产党人，余佩皋和庄希泉经友人相助幸而脱险，她仍被通缉。大革命失败后，她和庄希泉毅然离开了国民党。那时，周恩来、邓颖超曾托人送信给庄希泉夫妇，问候致意。此后，余佩皋、庄希泉流亡菲律宾，在马尼拉和爱国华侨王雨亭创办《前驱日报》。余佩皋继续奔走于菲律宾、厦门、上海等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秘密革命活动，兴办教育。１９３４年８月间，余佩皋在苏州突患急性上升性脊髓炎，两脚全失去知觉，继而逐渐蔓延到腹部、胸部，遂致全身麻痹。９月１２日，逝世于上海红十字医院。中外医学专家均不明病因，据说此病当时在中国为第一例。余佩皋本着科学精神，临终前嘱咐其夫庄希泉、胞弟余寿浩，将其遗体献给医院，使医学界得有新发现，以造福人群。人们称颂她“爱国爱群，至死不衰”。余佩皋逝世后，上海、厦门、新加坡等地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余佩皋的人生历程虽然只有４７个春秋，但她在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在创办华侨教育事业中，在争取妇女解放的运动中，作为先驱者之一，贡献了全部智慧、才华和精力，堪称妇女的楷模，华侨的楷模，教育界的楷模。余佩皋“爱国爱群，至死不衰”的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