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研究现状研讨会述要 [复制链接]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研究现状研讨会述要
近日，中央党校哲学部主办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研究现状”研讨会，四十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建设符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所谓国情，不仅包括现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而且也包括中国传统的文化与哲学。现代的中国是历史地形成的，具有深刻的文化和历史的内涵。因此，重视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研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今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传统文化，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与会学者对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畅所欲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国学热”的问题。“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略称。学者们指出，近年来，随着我们对于世界了解的加深，也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与八十年代中后期相比有所升温，出版了一些杂志，召开了几次国际学术会议。一些学者批评国学研究过热了。而许多学者则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逐渐升温，有深刻的内在原因，不是几个人主观推动的结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质内涵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一百多年的时间内，英美式的、苏联式的现代化模式，我们都尝试过，但都不成功。这就迫使我们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不研究自己的文化传统，是很难探索出适合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也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的接合之处。从这种意义上说，深入开展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究，实质上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内容。离开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无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也推动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文化不可能在空地上建立起来，必须广泛地吸收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其中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结合时代的特点，给予新的解释。在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有一种看法认为，现代新儒家讲“返本开新”，离开生产谈道德，相当贫乏苍白。从历史上看，“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并不是“内圣”的结果，宋明理学讲“内圣”，终于也没有出现盛世。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实际上是吸收外来文化的结果。仅从日语有六万多个外来词上，就可以看出其吸收外来文化的广度。因而，必须立足于现实谈继承。还有学者以中日近代史实为基础，具体地分析了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外来文化相交融的四个阶段。首先是以传统文化为媒介，接受外来文化。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旗号是“尊王攘夷”、“王政复古”，表面看来似乎是一场封建改革，实质上却是资产阶级改革。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的著作也是《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考据学的著作。随着外来文化的大量进入，可能受到西化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的民权运动、“脱亚入欧”思潮等，就是其例。接下来是新旧文化广泛接触，充分融合的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日本近代以来成功地探索出了适合于自己文化的经济模式，中国则还处在这一阶段中。最后将是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与文化传统相结合的阶段，进而强调其普遍意义，向西方中心论的文化模式挑战。
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许多争论往往是由于对原典的误解造成的，应该加强对原典的研究。比如义利问题，一般认为儒家是重义轻利，剥夺了老百姓正当的利益，实际上并非如此。儒家是“先义后利”，以义取利；儒家的“先义后利”直到朱熹，都主要是对统治者讲的，而对于一般老百姓，则强调“富之”、“制民之产”等。有的学者提出，不能片面强调真理的普遍性而忽视真理的特殊性，文化一元论往往是为西方中心论服务的，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和加强对东西方文化差异性的研究。那种完全否认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来源于一种形而上学的时间观，即认为过去的东西只停留于过去而与现在无关。实际上，时间的三维（过去、现在、将来）是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这种时间观是辩证的历史观的基础。也有学者具体地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的四层内容：民神交通、天人合一、征服自然和人与自然相和谐。
（乔清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