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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文选》重要篇目介绍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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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5-09-26
第3版(要闻)
专栏:

  《万里文选》重要篇目介绍
《万里文选》收入了万里同志的文章、讲话和谈话共115篇,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著作,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下面将《万里文选》的重要篇目,简要地加以介绍。
《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1944年12月2日),是在中共冀鲁豫第八地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是收入本书时间最早的一篇文章。讲话结合抗日战争后期根据地群众工作的实际,分析了工作方法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总结了各县创造的经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强调深入群众是关键,要有充分的群众酝酿,要及时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讲话指出,“大胆放手是一种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体现了群众路线,即领导主要靠启发、集中多数人的意见,靠多数群众的自觉行动来开展工作。”
《在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8日),万里同志当时具体负责国庆工程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十大建筑。讲话指出,国庆工程要反映建国十年来工农业生产和各个方面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检验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要高质量、高艺术水平、高速度地完成任务。在设计中,要敢想敢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胆创新,不拘一格。讲究美观,既要有现代的特色,更要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这个动员报告一直鼓舞着设计人员和职工,努力超过过去,做出无愧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好的设计,搞出一批优秀的建筑,使六亿人民满意。
《发扬民主,互相监督》(1962年2月22日),是同北京市各民主党派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的讲话。讲话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大家都应当遵循的原则,集中的基础是民主。只有发扬民主,才能从群众中来,才能从实际出发,才能实事求是,才能更好地集中,才能更好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还指出,监督是人民内部民主生活的重要内容。共产党是执政党,主要受监督的应该是我们共产党。
《反对派性,限期解决徐州问题》(1975年3月11日—19日),是在解决徐州铁路问题时的讲话和谈话。讲话强调,在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时,要讲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大局,要把铁路运输搞好。他强调徐州的问题主要是派性严重,少数人利用派性混水摸鱼,搞瘫党委,控制大权,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经济建设。对闹派性的人,该调的调,该批的批,该撤的撤,该斗的斗,不能姑息迁就。在反对派性的同时,必须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进行斗争。讲话和谈话是解决徐州问题,同时也是全国铁路整顿的开始,是国民经济全面整顿的开始。7月8日万里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发表《为铁路运输形势继续好转而斗争》的讲话,提出一个响亮口号:要安全正点,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当好先行。
《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1977年11月15日),是在安徽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安徽由此迈出纠正农业上“左”的错误、解决农村政策问题的步伐。讲话指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是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人的积极性,一切无从谈起。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政策。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万里同志主持安徽省委工作,多次强调农村要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这是对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大胆纠正,使安徽农村工作迅速转到以生产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
《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可以大胆试行》(1978年10月11日),连同收入本书的《应当让山南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尊重农民意愿,允许搞大包干》,是万里同志支持群众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几次讲话和谈话。他强调指出:对农村经济政策要调查研究,排除一切阻力,大胆地实事求是地去干;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但是过去批判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却被当做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群众愿意搞大包干,可以让他干,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也可以让他们搞。
《贯彻三中全会精神首先要解放思想》(1979年1月3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时在中共安徽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农村工作首先是要以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肃清“左”的流毒,解决农村政策上的问题,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这次会议期间的另一篇讲话《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究竟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这是两种对立的思想路线。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中,是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的。这就要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不断前进。
《让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1979年3月17日—19日),是万里同志深入滁县地区农村调查时的谈话。谈话针对由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所引起的争论,提出衡量是非的标准。他说,不管什么形式的责任制,就是坚持一条,即有利于社员增加收入、有利于集体增加积累、有利于对国家增加贡献。只要“三增加”“三有利”就是好办法,责任制就用这个标准来检验。
《包产到户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1979年12月1日),是在中共安徽省军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讲话第一次鲜明地指出包产到户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衡量各种劳动组织形式、计酬方法的好坏,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应当调查研究,尊重群众自己的选择,并且正确地加以引导。
《劳动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8月7日),是在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要用改革来解决就业问题。从经济体制来说,毛病主要是没有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允许在国营、集体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且不适当地强调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小集体向大集体过渡,压制乃至消灭个体经济。这样一来,劳动就业的许多门路被堵死了。必须改革包括劳动体制在内的整个经济体制,要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发展小城镇经济,广开就业门路。
《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1981年10月5日),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开幕时的讲话。这次会议在党中央领导和邓小平同志支持下,集中讨论制定了指导农村工作的文件,即198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讲话充分肯定农民创造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指出,农民有了自主权,就想出了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创造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农村出现了空前的好局面。他说,在对农业的指导上,还有个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有个承认群众的创造和正确总结社会实践经验的问题。要把已有的好经验加以总结,对解决新的问题指出正确的方向和政策,引导农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创造新经验,使现在朝气蓬勃的势头,进一步巩固,向新的阶段发展。
《农村发展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路子来》(1982年1月21日),是同几位热心农村改革的青年学者座谈时的讲话。讲话指出,要把中国农业搞上去必须运用传统经验加上现代的经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路子来。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只能在实践中形成,只能按中国的国情来规划。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在实践中形成的模式,中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又必须有多种多样的模式。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办经济、搞改革,实际需要总是第一位的,不能完全用经典作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术语来判断今天的事物。农村改革既然已经开始,只能设法把事情办好,退回去没有出路,也是不可能的。他强调,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的长远和现实利益,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就是共产党员最大的失节。
《进一步发展已经开创的农村新局面》(1982年11月5日),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造成农村前所未有好局面的关键是实行联产承包制。联产承包制的推行,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它适合中国的国情,有远大的发展前途,要长期坚持下去。农业生产责任制普遍实行以来,商品生产的蓬勃发展,是农村经济新局面的一个基本特征,它标志着我国农村从自给性、半自给性生产转向专业化、社会化生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端。从自给性、半自给性生产转向商品性的、社会化的生产,并使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形式与这个过程相适应,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总的趋势。他说,农村要更上一层楼,主要是两条,一是让农民有充分的自主权,进一步发挥积极性、创造性;一是各有关部门要为农民、为农业服务,积极为商品生产的发展创造条件。
《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发展商品经济》(1982年11月10日),是同人民日报社负责同志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指出,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商品经济不发达。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不发展是搞不好社会主义的。有些人在批商品经济,实践证明不要商品经济不行,谁搞“纯而又纯”的空想社会主义谁穷。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党要领导好发展商品经济。指令性计划要逐步缩小,要按价值规律办事。
《当前农村改革的几个问题》(1983年11月29日),是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鉴于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有人担心农村会出现“两极分化”,由此发生打击农民积极性的情况,提出正确对待农村形势和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必须从发展社会生产力、适应大规模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需要,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发,解决农村中出现的新问题。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十分珍惜、坚决保护、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讲话充分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长出来的专业户、重点户和率先勤劳致富的农民,是当前农村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对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他们是广大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是跟随我们党深入进行农村经济改革的积极分子。要正确对待农民,首先要正确对待先富裕起来的这部分农民。还提出,发展商品生产,要善于利用价值规律,疏通流通渠道。由于过去我们长期物质匮乏,人们脑子里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误以为搞经济工作就是“统”,结果越统东西越少。如果我们能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发挥社会需要对社会生产的重大推动作用,市场就会搞活,东西不是越卖越少,而是越卖越多。他强调,必须重新认识转变中的农村经济,学会领导好整个经济工作,县委书记要总揽农村经济全局,不能只当“农业书记”,县长不能只当“粮食县长”。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3年12月31日),是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讲话第一次提出把保护环境作为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指出搞好环境保护,是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一个重要表现。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这个高度来认识环境保护问题。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首先要解决各级领导重视的问题,还必须实行科学的管理和严格的监督。对大自然的保护,对各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各种环境污染的防治,都要实行科学管理。要依法对环境质量、污染防治情况和环境法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监督。
《准许改革不成功,但不准许不改革》(1984年1月—1985年10月),是万里同志两次听取上海交通大学领导同志汇报管理改革情况时的谈话。谈话充分肯定了上海交通大学管理改革的路子,指出:我们进行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我们的改革是探索性的,改革会有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准许改革不成功,但不准许不改革。30多年的历史证明,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当前改革的重点要放在城市》(1984年4月26日),是在中共四川省委四届三次全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当前城市改革主要是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劳动、人事、工资、教育、科研也要有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一切政策的着眼点就是要充分发挥工人、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企业改革的总原则就是责权利相结合”,使每个人都关心本企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要调动和发挥企业单位和企业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
《关于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1984年6月15日),是在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对青年,对大中学校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放松,必须改善和加强,不改善就不可能加强,反而会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一定要有针对性,否则就会事倍功半,甚至毫无效果。要看到不同时代的青年,其思想、愿望、兴趣、要求,有着不同的特点。新的时代,新的青年,对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做青年的思想工作,就是要爱护和支持青年人的创新精神与改革精神,使青年中勤于学习、敢于思索、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大大发扬起来。对于青年人在探求真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思想问题,要用启发的、民主的、讨论的方法进行疏导。
《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发展生产力》(1984年9月12日),是同北京市、区及部分企业负责同志座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时的讲话。万里同志说,老是有人质问改革究竟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问题要分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有很大发展,把资本主义骂得一塌糊涂,不是马克思主义。当然,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是我们过去没抓住社会主义的核心,即人民当家做主,发展生产力。“我认为改革的标准,就是提高企业的活力、人的活力,哪种方法有利于充分调动企业的活力,有利于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哪个方法就行。”
《经济技术协作也是个大改革》(1984年9月17日),是在全国经济技术协作和对口支援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开展经济技术协作是当前世界的大趋势,谁搞协作,谁的发展就快;谁闭关自守,谁就落后。开展国际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协作以及对口支援,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缺少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加上受“左”的思想影响,以及受封建主义、小农经济思想影响,造成经济体制上条块分割,互相封锁。这就必须进行改革,经济技术协作则是一个大的改革,我们要提高这方面改革的自觉性,打破条块分割,互相封锁的状况。
《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1984年12月14日),是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提出用系统工程的观点去揭示农村产业结构的全部内容和内在规律。着重阐明农村产业结构变革、发展乡镇企业、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和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等问题。指出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的休养生息,必须有粮食这个基础。要抓住粮食紧缺状况全面缓解的历史性机遇,努力搞好农业结构、产业结构、劳力结构的调整,进一步繁荣农村商品经济。对粮食问题不能掉以轻心,要通过改革价格和流通体制、延长土地承包期、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保护农民的积极性。讲话提出乡镇企业包括农民联办、自办企业的全面概念,要求采取正确政策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城市要打开“城门”,农村要打开“寨门”,消除城乡壁垒,发展小城镇建设。要进行县级综合改革,发挥县的协调功能,推动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一定要把特区办好》(1985年1月28日),是同深圳经济特区负责同志的谈话。指出,我们长期闭关锁国,造成知识匮乏,没有从事商品经济工作的经验,思想和体制也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搞经济特区,就是希望特区提供一整套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包括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推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要老老实实向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先进的东西学习,不要遮遮掩掩,把我国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学习资本主义的一些好的经验是不行的。特区要锐意创新。搞特区建设,既不要受过去的思想、体制的束缚,也不要照搬香港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套。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不断创造出新经验。
《教育改革要从体制改革入手》(1985年5月17日),是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阐明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发展教育和改革教育体制的迫切性以及教育改革要从体制改革入手等问题。还强调,要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要大力发展职业和技术教育,高等教育要进行体制改革。改变那些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也是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普及基础教育,把师范教育提到重要地位。
《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一项根本建设》(1986年2月25日),是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论述了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的重要意义。指出,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顺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强调指出,越是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越应该有高度的民主与法制的观念,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法律的约束。他说,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必须消除封建思想和“左”的思想的影响,增强党员干部和全民的民主法制观念;必须努力做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任何人任何组织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都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允许有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不能搞“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权大于法”。
《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1986年7月31日),是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全面论述了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性和办法。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排除决策的个人色彩、感情色彩,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一切失误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领导人盲目拍板、轻率决策的情况,非改不可。解决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就能够大大完善和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扬亿万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谓决策科学化,首先就要民主化。没有民主化,不能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就谈不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民的创造智慧、尊重实践经验,就没有科学化。所谓决策民主化,必须有科学的含义,有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否则只是形式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讲话还指出,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关键在各级领导。必须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中,进一步加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再教育和再认识。要改变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旧的落后愚昧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树立新的科学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对决策体制来一番改革。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
《如何认识和对待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11月8日),是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系统阐明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正确方向等问题。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两个文明互为条件,相辅相成,但物质文明是一切文明的基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单是个经济问题、生产力问题,同时也是个文化问题、文明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高文化经济,是文明程度较高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又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杠杆。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要着眼于建设。改革以来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历史性进展,农村出现一些消极现象,主要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老问题。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能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靠大力普及教育,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要建立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帮助农民更新观念,促进全社会更新观念,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第一位的重大任务。当务之急是,认真研究精神文明建设怎样促进改革和开放,怎样与发展商品经济相适应。
《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要面对现实,面向未来》(1986年11月25日),是在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总结了城市规划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指导思想。指出,不能只把城市看作工业生产基地,应当看到城市还具有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枢纽,信息中心,科技、文化、教育中心等功能。要充分认识和发挥城市的多种功能,使城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主导作用。城市多种功能的形成和发挥,需要我们对城市进行科学的规划,配套的建设和严密的管理。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要面对现实,面向未来。要按照规划进行建设,适应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需要,给人民群众创造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城市建设要国家带头,大家来办,实行人民城市人民建。要结合我国的国情来研究城市的发展战略。走中国式的城市化道路,就要把大中城市的建设发展和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
《农村经济的发展要由双轨制走向市场经济》(1986年12月27日),是同中共滁县地委、凤阳县委和农民日报社负责同志的谈话。谈话指出,现在是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双轨制是过渡办法,最终要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按价值规律办事,是搞不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
《在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88年4月13日)。讲话提出了七届人大的主要任务。指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把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健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能放在重要位置。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各项工作。
《加快经济立法,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1992年7月1日),是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摒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趋势。不走这条路,我们的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加快、加强经济立法工作,用法律手段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任务。
《关于修改宪法的意见》(1992年10月28日),是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讨论修改宪法会议上的讲话。万里同志提出修改宪法的意见主要是:在宪法的序言或总纲中,应当加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表述,对党的基本路线要有完整的表述;还须加上“坚持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容。应将现行宪法规定“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宪法中加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的规定,删去“人民公社”的提法。应将宪法中关于县级政府和人大换届时间的规定,由三年改为五年。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采纳了万里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
《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7月8日),是同中国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负责同志的谈话。谈话指出,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搞得快,振兴得快;搞得慢,振兴得慢;如果不搞,中国就没有希望。做好市场经济这篇大文章,最重要的是转变人的思想,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第一,要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有利”的原则,“三有利”把生产力标准同国家观念、群众观念结合在一起,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第二,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这对建立新经济体制有深远的意义。第三,要自觉地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经验。还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政策指导,更需要通过立法加以保障。目前正是新旧体制并存、交替的时期,这种双轨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种种矛盾、摩擦和痛苦,加剧腐败及其他消极社会现象。因此,加快经济立法,及早结束双轨制,加快改变资源配置方式,确实是当务之急。
《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1994年10月7日),是万里同志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答谢词,是《万里文选》的末卷篇。文中强调了我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他自己一辈子当人民公仆的思想。指出,全国上下,正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他还说:“是群众和群众的斗争实践哺育了我,锻炼了我,这使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同群众在一起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我认为,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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