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克莎博士 [复制链接]

第9版(理论)
专栏：学者访谈录

　　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克莎博士
本报记者胡欣
年轻的郭克莎博士以《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１９９３年出版）一书，获１９９４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在不久前举行的颁奖大会上，记者采访了他。
记者：祝贺你获奖，你在这部获奖著作中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了经济增长速度、增长效率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你论证了这样一个思想：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会导致效率下降和结构失衡，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进而提出了我国增长模式转换，增长机制形成，以及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条件和要求。
郭克莎（以下简称郭）：是的。这些年经济发展的实践证实了这些论点。从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连续三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我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大幅度上升。但是，由于经济高速增长仍主要是一种粗放型的数量扩张，带来了一些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效益低下、产业结构失衡和由此导致的严重通货膨胀。这就警示我们：必须通过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来减轻经济增长中的通货膨胀压力。
记者：高增长是否必然伴随高通胀，人们的意见不尽一致。统计数据表明：二战以后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中，大约７０％出现了高的通货膨胀，另有３０％通货膨胀率较低。你对此作何分析？在我国，为什么又会出现高增长与高通胀二者相生相伴的情况？
郭：我在研究中引进了经济增长效率这个因素，发现出现高通胀的国家大多数增长效率较低或增长效率下降，而通胀率较低的国家增长效率都较高或增长效率上升较快。这说明通胀既与经济增长速度有关，又与增长效率相联系。或者说，增长效率低，增长速度带来的通胀压力较大；而增长效率高，则增长速度对通胀的影响较小。
问题在于，经济增长效率低，要实现高速增长必须大幅度增加投入，这容易导致需求膨胀，同时，需求过度扩张势必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形成过大压力，引起产业结构失衡，而结构问题又会进一步加剧总供求矛盾。这样，如果整个经济通过货币运行和价格水平没有人为控制，通货膨胀就必然发展起来且日趋严重。我国的情况正是如此。每当经济高速增长时，总是出现投资需求膨胀，增长效率或效益下降，农业、能源电力、原材料、交通运输等部门陷入紧张状态，同时还出现产品质量的波动和下降，结果总量问题、结构问题和质量问题相互影响，使通货膨胀演化到严重地步。这就是低效率条件下追求过高增长速度所导致的通货膨胀。
要减轻经济增长中的通货膨胀压力，关键在于转变粗放型或数量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尽快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只有通过加快技术进步，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以带动产业结构的协调化和高度化，带动产品质量水平的上升，才能实现效益提高型的增长速度，使经济高速增长不会带来高通货膨胀。“九五”期间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它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尽快走出高速增长——高通货膨胀——经济波动的恶性循环，进入优化增长的轨道；关系到经济增长过程能否为体制改革的大幅度推进创造一个稳定、宽松和有利的环境；关系到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能否带来国际竞争力的迅速提高；从而也关系到本世纪末以至下个世纪前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记者：我国从改革初期就提出要推动经济增长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去年下半年以来，江泽民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要加快我国的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可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展缓慢。这是为什么？
郭：就我看来，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机制对增长方式的转变未能起有效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需求约束的功能尚未形成。作出这种判断，有两个基本依据：一个是，在资本投资增长率大大超过技术进步率，从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边际收益）下降的条件下，投资增长速度不仅没有下降而且在上升，说明市场需求没有对投资增长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另一个是，很多工业品在供过于求、库存积压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生产过程仍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表明市场需求对工业增长的约束作用不明显。投资增长和工业增长是现阶段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两大主要因素，既然市场需求对这两个方面的约束作用不强，经济增长过程的需求约束机制也就不可能形成。
记者：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推进应当说是相当快的，市场调节从１９８５年以后迅速扩大，同时消费品自１９８４年以来越来越明显地向买方市场转变，那么为什么市场需求还不能对经济增长过程发挥有效的约束作用？
郭：依我看主要原因在于适应市场机制运行的市场主体没有真正形成，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普遍建立。这不仅影响了国有企业自身经营机制的转变，而且对非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非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相对比较明确，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还可以从国有企业模糊的产权关系中获得很多好处和有利条件，因而靠数量扩张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迅速发展。由于这一点，很多非国有企业都热衷于短期数量扩张，而不愿意去追求改进效率的长期发展目标。同时，一部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企业，还可以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进行正常的投资、生产和经营，所以市场需求的约束作用难以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不能合理形成，也影响了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已经颁布的法律法规得不到有效贯彻和执行，不正当竞争成为普遍现象，竞争机制不能起到应有作用。
记者：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宏观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相当重要。在这方面你以为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郭：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由于企业体制尚不合理，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较低，宏观经济政策在加强市场调节作用、促进企业转变增长方式方面意义更为重大。从现在到本世纪末，需要重视和推行三大经济政策。
第一是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一个国家想经济增长快，就像一个人想挣钱多一样，但是，如果因追求近期的高速度而忽视了增长质量的提高，就等于一个学生放弃读书而去忙于打工，结果因追求近期收入最大而失去了创造长期收入更大的时间。在经济增长过快的条件下，增长方式的转变必然受到市场需求过大、投入结构不合理和宏观环境不稳定等方面的影响。针对我国的实际增长速度经常大幅度超过计划规定指标的现象，加强对速度的宏观调控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要控制在８％-９％之间，年度增长率一般不能超过１０％。根据我的研究，在目前的经济投入和运行状态下，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这个水平，就会出现效益下降、质量波动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并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使增长方式的转变再度落空。要实现经济适度增长的目标，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严格控制地方的数量扩张和攀比速度。
第二是调整投资重点。所谓调整投资重点，就是由重视外延型、数量型投资转向重视内涵型、质量型投资，提高后一个方面的投资比重。调整投资重点的目的，是通过提高投入质量来推动增长质量的提高。必须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以及相应的法律规定，使技术改造、研究和发展、教育和培训等方面的扩大投资尽快到位。同时，应当尽量扩大这些方面利用外资的范围和比重。
第三是优化产业结构。我国应当扭转产业结构片面高度化（如工业或加工工业过度数量扩张）的现象，推动产业结构全面高度化即整体结构效益的提高，以此促进产业结构关系的协调。这包括：增加农业资金投入和科技投入，加快发展高效优质农业，推动农业产出结构高度化；提高工业生产技术水平，降低能耗和物耗，减轻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的需求压力；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重点提高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等部门的发展水平；同时，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水平，既进一步适应国内市场需求的变化，又增强利用国际市场实现结构转换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