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为《万里文选》出版而作 [复制链接]

第9版(理论)
专栏：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
——为《万里文选》出版而作
《万里文选》编辑组
《万里文逊收入万里同志的文章、讲话、谈话共１１５篇，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著作，绝大多数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万里文选》，记录下万里同志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光辉实践，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它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废止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实际上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变革，使新中国大大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日趋繁荣昌盛。万里同志对推进和实现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对打开改革的突破口，做出了卓越贡献。邓小平同志曾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１９７７年６月，万里同志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四人帮”虽已被粉碎，但“两个凡是”盛行，十年动乱造成的严重后果远未消除，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万里同志在两次被打倒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政治上无所畏惧的勇气和魄力仍一如既往。他率先突破“左”的条条框框，扭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坚决实行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领导制定了省委《六条政策》，强调农业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凡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社员增加收入、集体增加积累和对国家增加贡献的办法，就是好办法；他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支持和鼓励农民群众对农业的生产、经营体制进行改革，冒着风险批准肥西县山南公社和凤阳县小岗生产队进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试点。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全国农民纷纷自发探索发展农业的出路，出现了多种形式联产承包的责任制，在安徽除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还出现了农民最欢迎的责任最明确、方法最简便、利益最直接的包干到户即大包干。长期停滞的农村经济为之迅速改观，展现出蓬勃生机和希望。当时流传着一句民谚：“要吃米，找万里”。
１９８０年以后，万里同志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十二大、十三大被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万里同志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沿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路，深入调查研究，大胆探索、实践，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形成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他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把农村改革推向高潮，在全国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使之逐步完善。从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５年，他连续主持召开了五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产生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逐步深化农村改革，使农村政策更加开放，农民积极性持续高涨，农产品和农民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１９８４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超过４０００亿公斤，人均占有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标志着长期困扰全国上下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从而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基础条件。他多次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适应中国生产力水平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业体制，是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开拓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他强调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商品经济，及时指出领导干部必须更新观念，用商品经济的观点总揽农村经济的全局，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他热情支持先一步勤劳致富的专业户，积极主张采取正确政策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发展的格局；他强调加强小城镇建设，消除城乡壁垒，使城乡经济共同发展。在他主持下，１９８５年国务院决定取消实行多年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流通领域中的这一项重大改革，使中国向市场经济前进了一大步。他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十分关注，全力支持首都钢铁公司和第二汽车制造总厂递增包干的改革试点，指出企业改革的总原则应当是责权利相结合，充分发挥工人、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认真抓了劳动、人事、工资、交通、运输、商业、科技、城建等方面的改革，参与领导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企业法》、《破产法》等重要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他指出教育改革要从体制改革入手，多次强调要普及基础教育，把师范教育提到重要地位，发展职业和技术教育；他指出设立深圳等特区是为了摸索出一整套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既不要受过去思想、体制的束缚，也不能照搬香港和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不断创造出新经验，以推动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万里同志一贯重视发展民主，健全法制。１９８６年他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排除决策的个人色彩、感情色彩，改变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愚昧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树立新的科学的决策意识和决策方法，对决策体制来一番改革。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１９８８年４月，他当选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更加倾注精力于民主与法制建设工作，并对此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提出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人大的各项工作。他指出，立法工作要与改革部署配套，适应改革的实际进程，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逐步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强调执法检查和制定法律同等重要；强调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只有在法制条件下才能建立和完善。他建议修改宪法，并提出在宪法序言或总纲中加上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表述，把“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几处重要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已由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采纳和通过。七届人大期间，共通过法律８９项，是在此之前历届人大中通过最多的。
综观这部《文选》，最显著的特色是，全书贯穿着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精神。万里同志历来不做应景文章，不喜套话空话。《文选》中大量的文章、讲话、谈话，都是为了阐述或回答改革开放中提出的紧迫问题，都是有的放矢，有所为而作的。他正视现实，不回避矛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创造性地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文选》具有深刻的思想性，给人启迪，催人奋起，为学习《邓小平文选》提供了一部难得的辅导教材。我们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１２天，万里同志在中共安徽省委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首先要从思想上转好，就是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不可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实事求是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不接受新事物，不解决新问题，四个现代化也就没有希望”（见《万里文选》第１１１页，本文中凡是引文均见《万里文选》）。如果我们还是用老眼光去看新时期的新问题，很可能把改革开放中萌芽的新事物视为异端，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无穷的忧虑。“形势强迫我们必须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必须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来改进我们的领导工作。这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只有把生产搞好了，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才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发展其他事业。国家的巩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最终都取决于生产的发展。
他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而深刻的革命，必然会出现大量我们完全不熟悉的预料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于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能照搬经典作家当年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来判断今天的事物。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切不可把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当作教条，不做调查和研究，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照搬照套，或者硬往下灌。这不是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强，而是一种对革命不负责任的表现，危害极大。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期间，万里同志回顾和总结了农村改革第一步的实践经验，向到会同志谈了自身的感受。他说，没有人不承认应当实事求是，但真正要做到实事求是却很不容易。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我们的认识不能根据实践的发展而逐步深化，以至改变原来的某些判断，如果只唯上、唯书而不敢唯实，那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国地域辽阔，情况千差万别，不仅发达地区、中间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差别很大，而且每类地区内部，每个省甚至每个县内部，差别也大。如果不时刻牢记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办事情、做工作，不做调查研究，不从当地实际出发，就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农村改革中有个好的做法，就是从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群众的意愿，放手让群众在实践中选择最适宜的经营形式，看不准的就不急于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更不扣帽子、打棍子。这是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可惜这一点有些地方没有坚持下来，“一刀切”、一阵风、一哄而起的毛病时有抬头。十年后的今天，重温万里同志的上述论述，仍能给人以深切的现实感。
二、坚持群众观点，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社会主义就是要讲群众的权、责、利。
万里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形成鲜明的群众观点。他认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要爱护和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没有人的积极性，一切无从谈起。党的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调动亿万群众的积极性。坚持实事求是，也是同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紧密相联的。没有群众路线，就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新的创造，归根结底都来源于群众的实践。不向群众学习，就没有资格领导群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说，但实际上一些同志并没有真正走群众路线，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是个领导，就一定比群众高明，不同群众商量，就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大包干”怎么出来的，专业户怎么出来的，乡镇企业怎么出来的？首先是群众的创造嘛！我们想问题、做工作，必须有群众观点，要尊重群众的物质利益和首创精神。不能把国家利益同群众利益对立起来，没有群众的利益，哪来国家的利益。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共产党员最大的失节。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问题。
在谈到农村第一步改革为什么能成功时，他说，主要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尊重了农民的意愿，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使农民有了自主权，提高了积极性。农民积极性高了，农村改革这一步棋走活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能起到促进作用。那么，这些新的农村政策又是从哪里来的？这里面当然有党的集体智慧，各级党政领导确实做了概括和提高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则是亿万农民的实践，亿万农民的创造。他进一步剖析：“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如果心目中没有农民，不切实保障农民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经济上的物质利益，就不能说有真正的群众观点，也不能说有真正的国家观念和全局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大半也成了空话。”“只有帮助全体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路，‘四化’大业才有希望。”
万里同志深刻总结历史教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过去没有抓住社会主义的核心，即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群众的积极性本应更高，生产力应当发展得更快。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搞政治运动，批“唯生产力论”，结果是生产发展很慢，人民富不起来。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就是要讲群众的权、责、利。过去的农村经济搞得不好，是犯了个大错：我们去当了农民的家，不是农民自己当家。讲权、责、利结合，农民有了自主权，就能因地制宜，各尽其能，生产很快就会搞上去。城市企业的改革，同样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活力，提高人的活力；促进广大职工关心企业、关心改革、关心管理、关心经济效果，使“大家都能使上劲”。农村政策一放宽，能出大量的能人。人家有技术专长，收入就应当高许多，要多劳多得。政策不应多变，要坚持稳定性。“政策上再也不能失信于民”。
三、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党要领导好发展商品经济，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万里同志指出，我国的改革，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市场取向的。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使农民变成了相对独立的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提出要搞市场经济，只是当改革一步一步深入的时候，改革的思路才逐步变得明晰，改革的方向才逐步变得明确。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商品经济不发达。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党要领导好发展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是开放的经济，是信息经济。要使人民富裕起来，就必须把商品经济发展的路子拓宽，大抓生财之道、聚财之道和用财之道。必须充分发挥农村能工巧匠的作用，充分发挥城乡企业家的作用。如果不把眼光放在发展商品经济上，是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一段时间里，一有风吹草动，就有人要批商品经济。而国际国内的经验证明，不要商品经济不行，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谁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谁就受穷。过去片面追求单一的公有制，不适当地强调批资批修。忽视商品生产，排斥市场经济的行为，曾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城乡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延缓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城乡人民大吃苦头。针对上述情况，万里同志精辟地阐释：没有改革的不断深化，没有开放的不断扩大，没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就不可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不断解放思想、冲破阻力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搞得快，振兴就快；搞得慢，振兴就慢；如果不搞，中国就没有希望”。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对中国社会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是个带根本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
万里同志强调，全党、全社会要高瞻远瞩，以战略目光重视教育，重视知识，重视科学技术，重视知识分子。要把教育和科学技术提到战略地位。他说：“我们国家正面临新的伟大转变时期，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体制不适应，思想不适应，但最根本的是人才的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重视教育，必须重视智力开发。通过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去培养造就千千万万的专门人才。一个忽视科学教育、忽视智力开发、忽视人才培养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社会越向前发展，越显得人才的重要。“任何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轻视教育的思想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当今的世界正在进行激烈的“智力竞赛”，除了社会制度的作用外，决定强与弱、富与穷的，就是这个竞赛。哪个国家智力开发得好，哪个国家就富强。在我们国内也一样，哪个地区智力高，哪里就富裕。人才问题，是决定今后经济发展速度的主要问题。发展经济，资源是一个条件，但主要的还是智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重视智力投资不行。缺资源不要紧，关键是要有智力。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要用知识把我们的头脑充实起来。万里同志明确提出：“人是最大的‘能源’，教育战线是最大的‘能源基地’，有了合格的人才，四化建设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要重视我们自己的经验，同时也要借鉴外国的好经验，通过大胆探索、试验，逐步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四化建设需要的、中国式的发展教育事业的道路来”。
“当前要把调整、改革教育结构，加快培养人才的速度与提高人才质量这个问题当作首要问题来抓。”现代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要求有较高水平的基础教育。高一级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有赖于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普及基础教育正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和标志。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办得好或者坏，对于能否提高我国教育质量和人才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发展教育的关键在各级领导，各级领导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应把教育当成建国大计。现在不抓紧，下个世纪后悔都来不及。
五、清除“左”的思想影响，肃清封建思想流毒，发展民主，健全法制。
万里同志认为，我国长期遭受“左”的僵化思想和封建遗毒的危害，这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步履艰难的主要原因。
“左”的思想的干扰，“是非常厉害的，在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一系列的混乱和谬误。”回顾农业合作化以来走过的道路，“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人民公社成了瞎指挥、行政干预、束缚农民、剥夺农民最有力的形式。一次再次反右，助长了浮夸风，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农村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四人帮”批什么“唯生产力论”，更把思想搞乱了。长时期错把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农村的能工巧匠积极发展商品生产，却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那时的生产力本来还很低，却急于提出消灭城乡差别。而解决这个问题，又不是去积极发展城市，以城市带动农村，提高农村的水平，而是抑制城市的发展，人为地拉平城乡差距。这样一来，城市得不到充分发展，不具备多种功能，经济发展也受到限制”。甚至“把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作为修正主义来批判。似乎把城市建设好了，城里人就会变‘修’，我们的国家就会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思潮是极端荒谬的，对经济发展的破坏也是很严重的”。建国以来的历史证明，一搞“左”经济就下降，一搞“左”就误国。几十年来“左”的影响是很顽固的。对于“左”的东西不敢旗帜鲜明地斗争，是软弱涣散的一种表现。
我们虽已在５０年代中期，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不容易消除。“封建思想的流毒是不可轻视的，封建主义还影响着我们的各个方面”。例如，在生产指挥上，搞超经济的强制劳动，一平二调，强行征购农民的东西，牺牲农民的利益；生产经营上不讲经济效果，不计消耗，不计成本；流通领域的画地为牢、地区封锁；在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特权思想、拉帮结伙、男尊女卑；在领导作风上的家长制、一言堂，工、农和技术人员处于无权的地位等等。封建思想流毒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对民主与法制问题缺乏自觉性，不重视法制建设，许多事情党政领导人说了算。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习惯，按领导人说的办，有问题不习惯用法律来解决。”甚至有一些领导人随意地搞“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权大于法”。领导人职务越高，如果不讲民主与法制，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因此，为了改革开放和四化大业的顺利发展，在克服“左”的思想的影响，肃清封建思想流毒的同时，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把民主与法制看成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性的问题之一，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从根本上去解决。”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证。
万里同志是最早提出我国要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强调，要搞好民主和法制建设，来保证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倘若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改革开放成果有被毁掉的危险，社会主义也站不住。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分配不公和行贿受贿等问题，也要通过立法和执法来解决。
六、坚持改革，扩大开放，是中国向前发展的唯一出路。
万里同志认为，“改革是要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国家富强”。“今后还要把改革放在首位”。凡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压抑群众积极性的，都要改革。
坚持改革是与扩大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我们必须大大加强国际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自觉地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经验。他强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关起门来搞现代化建设。中国过去三四百年经济停滞落后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长期闭关自守。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确定的改革方针和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国与世界广大国家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技术合作必将继续发展扩大，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企业的改革，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应同城市的改革和建设密切相联，注重发挥城市的多功能作用。这是万里同志十分重视的又一个问题。他说，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在现代化建设中应起主导作用。城市改革要从三方面进行：一是围绕搞活企业来发展，解决好城市的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以及环境保护问题；二是改革流通、金融、价格和投资体制；三是改革政府机构，关键是减少层次，政企分开。走中国式的城市发展道路，还应注意把大、中城市建设同小城镇的建设结合起来，发挥小城镇的纽带作用。
万里非常重视特区的改革。他说，建立经济特区是一个大改革，特区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中央授予特区很大的改革权，要发挥这个优势，把特区的经济搞上去。特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的进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我们的大框框是社会主义，要在这个前提下大胆创新，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他还指出，改革是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因此不可能不遇到困难，不可能不经历曲折，不可能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要求改革不出一点问题，那只能是幻想，实质上是取消改革。要求改革得到所有的人赞成，没有一点闲言碎语，甚至强烈的反对，那也是幻想。古今中外，没有一次改革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一次改革没有遭到过不同的阻力。这是历史事实，也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我们必须既有清醒的头脑，又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心，不断排除干扰，不怕困难，才能把改革坚持下去。我们要勇于实践，勇于探索，改革会有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准许改革不成功，但不准许不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闭关锁国，走回头路，都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出路是坚持改革、扩大开放。
７０年代以来，万里同志协助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包括广大知识分子的爱戴，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尊敬。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７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特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他在答谢词中说：“我的经历很平凡，离不开所处的这个救亡图存、继往开来的大时代的背景。我青年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队伍中逐步成长，是群众和群众的斗争实践哺育了我，锻炼了我，这使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同群众在一起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我认为，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今天，萦回于我心中的，不是中国已有的成就和变化，而是下一个世纪的呼唤。”
这正是他所以能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他对改革开放事业所以能做出卓越贡献，又是同他在青年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坚定的群众观念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分不开的，是同他具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