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寻求超越的突破点 [复制链接]

第10版(文艺评论)
专栏：繁荣长篇小说创作笔谈

　　历史小说寻求超越的突破点
吴秀明
当我们讨论长篇历史小说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寻求超越的时候，首先就不能不将反思的目光投向作家的创造主体本身。因为从“历史”的真到“历史小说”的真，这之间包括选材、构思到最后成型的全过程，它自始至终都离不开作家主体的能动参与。尽管历史题材对象自有其客观的定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历史小说在“基本事实，基本是非”方面也应该有所规范，不可作漫无边际的谵妄之想；但是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它与历史只是“异质同构”而不是“同质同构”的联系。因此，这就决定了其所谓的“规范”不但丝毫不能淡化创造主体，相反，倒是需要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主体积极性。越是优秀的历史小说作家，他在将历史规范化为“自律”要求的同时，总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
正是立足于以上这样的事实和道理，再来审视当前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我们就找到了可资深思的话题。不言而喻，近年来历史小说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继《李自成》、《金瓯缺》、《少年天子》之后，也出现了一批颇具艺术造诣或创意的作品，如唐浩明的《曾国藩》、凌力的《倾城倾国》、顾汶光的《百年沉冤》、刘斯奋的《秋露危城》、颜廷瑞的《庄妃》以及杨书案的文化系列、吴因易的唐朝系列等等。然而从总体上看，它的实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尤其是相对于长篇这个文学重量级的工程或曰时代的一个巨大纪念碑，其间的差距尚十分明显。虽然每年新作不少，市场的销行也还不错，但量的增多并没有带来多少质的提高。面临着时代生活的变化，今天的历史小说还没有拿出为广大读者所期待的大气之作。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生活（包括史料）积累不足，功利实用性太强，思想认识平庸，艺术功力不到位等等。但最根本的，我认为还是作家创造主体孱弱的缘故：即主体在历史转化的过程中，对意欲表现的历史对象不是主动积极地进行选择，将其纳入“正确的”审美机制中予以观照处理；而是由于“史化”观念的习惯思维，对已然历史人事的习惯性敬畏，对之表现出一种不无惶惑的仰视态度甚至是一种病态的膜拜。这种情况在以往的一些历史作品中较为多见。所以，尽管他们创作态度严谨踏实，引进的有关人事史料翔实而准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最后写成的作品文学品位却不高，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文学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文学。这自然也就谈不上对历史的真正同化与内化，求得历史感与艺术美感的有机统一。相反，像上面提到的《曾国藩》、《倾城倾国》、《秋露危城》、《百年沉冤》等作，它们之所以在同类题材中高出一筹，主要也就在于作家自身具有较为强健的主体意识和完美的艺术心理结构。这种主体意识和心理结构表现在主客关系上，主要就是具有驾驭素材的凌云气度；落实到人物形象塑造上，借用凌力的话来说，就是既不搞“鬼化”也不搞“精神上崇拜”，就是主体基于主导地位与客体的一种沟通，一种对话，一种调动已知经验的再体验和重新认同。惟其如此，当这些作家对曾国藩、孙元化、钱谦益、袁崇焕其人其事进行描写时，他们的创造主体便自然而然地与历史对象发生相应的双向交流，直到主客浑一，从而不但有效化纳历史而且充分激活历史，臻此佳境。
有论者认为，要解决当前历史小说的“史化”问题，提高其文学品位，关键是看作者能否做到“自由虚构”。强调历史小说的“虚构自由”，此说不能算错，并且在一定意义上确实也打中了新时期历史小说的要害；但作为一种普泛的理论主张，我不敢苟同。这倒不仅是它有悖于历史小说独特的审美属性，更主要的是这种“自由虚构”说的倡导，因离开了作家的创造主体尤其是创造主体深层的同化、内化不谈，是不可能获取真正的精神创作自由的，弄得不好，甚至还为反历史、非审美的现代化留下了隐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毕竟是才智学识的较量，也是历史和生活的积累馈赠，它需要作家全身心的投入，不懈的追求。一味地讲“自由虚构”，在松动历史规范上做文章，如同斤斤计较于史实真伪，每事必蹈史家窠臼一样，都是片面不可取的，它绝不可能写出振聋发聩的大作品来。
长篇历史小说是新时期长篇中的重镇。它起点高，从７０年代末崛起文坛以来，一直趋于比较稳步发展的状态，也相应形成了自己一批比较稳定的中老年作家队伍。这批作家，目前最活跃、也颇具后劲的主要是凌力、杨书案、顾汶光、刘斯奋、唐浩明、颜廷瑞、吴因易、马昭、穆陶等５０岁上下的一代中年作家。他们在商品大潮冲击面前虽不免也有自己的烦躁和苦恼，但大都能甘于寂寞，矢志创作，不为功利物欲所动。这一点非常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