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营厂矿中必须肃清资产阶级的企业管理思想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在国营厂矿中必须肃清资产阶级的企业管理思想
本报记者　安岗
沈阳第一机床厂是我国制造工作母机的工厂，也是国家五年建设计划中重点的扩建工程之一。该厂出产的苏联式的一Д六三车床和正在试制的苏式一Д六五的大型车床，都是我国鞍山、阜新等地新建工程所急需的大型机床。第一机床厂全体职工在国家工业化建设中担负着光荣的任务。大多数同志都是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全力以赴。但由于工厂的领导思想和作风有着比较严重的问题，今年十一个月完成任务的情况是不好的，到十月底为止，共完成增产节约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四，其中最迫切需要的大型母机只完成百分之二十，占全年百分之三十的任务要挤到十二月份内去完成。以致各地基本建设订货单位纷纷催促该厂按期交货，以便不误安装。中共沈阳市委书记黄欧东同志在广播大会上点了机床一厂的名，要求他们完成任务，并派了工作组前去帮助工作。沈阳人民广播电台每天的职工广播节目都向机床一厂职工进行鼓动；各方面都殷切期待着机床一厂能够完成任务。
该厂为什么出现了生产上的如此严重的局面呢？
根据记者的考察，该厂行政和党组织方面没有自觉地对一切妨碍国家社会主义前途和延缓工业化速度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原则的斗争，没有正确执行一九五一年东北局城工会议决议，这是该厂党、政、工、团不能统一步调搞好生产的主要原因。一年来，工厂内部虽是有争论的，但由于争论没有从原则性的斗争中去求得解决，致使资产阶级的企业管理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得以滋长，给生产带来损失。
这种错误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该厂厂长、党委委员汪洪文同志。他对执行国家计划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今年三月该厂发动全体职工讨论国家计划后，根据群众的意见，党委会经过反复讨论，确定了全年完成二百九十一台车床的生产计划，后经上级批准以完成二百五十台作为国家计划，其余的四十一台作为增产节约部分。计划被批准后，全厂同志都表示坚决拥护，无条件执行。可是身为厂长的汪洪文同志，虽也曾在党委会上举手赞成了这个计划，但是，一旦遇到困难，便企图推翻计划，到九月讨论增产节约计划时，汪洪文竟提出要把生产二百九十一台的计划减为二百七十五台。当时第二机械工业局刘局长在帮助该厂查定了全厂生产能力之后，指出了二百九十一台的计划是可以完成的，对于汪的减产计划未予批准，但是汪对此并未心服。当十一月生产出现完不成国家计划的危险情况时，汪又一次表现了动摇，还想提出减产的要求。
为什么他对执行国家计划如此缺乏信心和勇气呢？基本的原因是汪洪文同志没有从思想上接受一九五一年东北城工会议关于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工业办好工厂的正确指示。他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创造性，没有树立起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思想，因而，他在领导工厂中脱离了群众，滋长了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不相容的错误思想。
他屡次强调生产要“均衡”，但他的均衡原则是：宁可完不成国家计划也要“均衡”。一九五三年一月份原计划是生产四十六台牛头刨床，车间干部认为太低，要求完成五十五台，汪说：“按计划执行一定不能多装”，结果却出了他的“均衡”原则，完成了五十八台，但是他只叫入库了五十六台，没有入库的两台，就是准备作为保持“均衡”之用的。到了二月份，计划生产四十台，但只完成了三十八台，就用上月余下的两台凑数，算完成了任务。劳动模范王文山给予这种“均衡”论以深刻的描述，他说：“给我十块钱，叫我一天花一块，我保管能花得均衡。”去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该厂生产都号称百分之百“均衡”地完成任务，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明明有三十台份部件可以装配，却只装配二十台，留下十台。以便保持“均衡”。对这种“均衡”的办法，党组织提出过批评，汪洪文反说人家是“突击”。汪曾对装配车间主任说：“先搞均衡率，成品少装几台也可以”。在这种“为均衡而均衡”的思想支配下，车间干部和工人都松了劲。工厂可以随便修改计划，让落后拖住先进，十月份商品生产任务一再压缩，由四十五台减为十九台，结果只装配了十二台。机床一厂产品单一，连续大量生产，原料足，设备多，销路广，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根据需要均衡地大量生产的。该厂百分之九十五的加工部件都可以保证供应装配的需要，薄弱环节只有“三箱一杠”（即变速箱、床头箱、溜板箱及丝杠），只要领导上全力发动职工加强薄弱环节，是完全能够保证均衡地完成国家计划的，但是，汪洪文却想不费力气地达到一个百分之百的“均衡”，结果，到十一月底还剩下一箱（床头箱）一杠（丝杠）绊住生产的脚，造成完不成任务的危险局面。
他强调生产有客观规律，这是不错的。可是他所说的“客观规律”是一成不变的。他不是通过人的实践从发展中来掌握生产规律，而是抓住一些过时的静止的材料当作客观规律。该厂完不成生产任务，主要是由于领导上主观不努力，他却归罪于计划“违反了客观规律”，“冒进”了。该厂最初确定计划时曾对困难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在进入生产之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苏联专家在国庆节前曾对党委书记毕可治同志说：“你们好好地搞，努一把力，在国庆节前完成二百九十一台，争取全年完成三百台。”并帮助该厂具体分析了有利条件，如工人操作技术已经熟练，新设备已投入生产、装配工作已改变了劳动组织可以提高效率，等等。这种看法不是很合乎客观规律吗？可是汪洪文却并没有因此而增强自己完成任务的信心。在执行计划时，汪洪文没有从加强计划管理的工作中去认识生产的客观规律，发掘完成任务的各种潜力。二车间车间主任王文山创造了整个机械工业系统比较完整的先进的计划管理经验，控制了在制品流动情况，为均衡生产打下极有利的基础。汪洪文对这个重要创造开始时没有给以支持，及至东北各机械厂推广了王文山的经验，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强调提出这个经验以后，他才连夜去了解情况，可是仍没有把这些经验推广到隔壁的薄弱环节——三车间去。到十一月份，三车间还在“撵部件”，一出废活就打乱作业计划；而王文山领导的车间则早已克服了这种混乱现象，初步建立了生产秩序。汪洪文没有钻到生产中去，了解生产动态，解决问题，当然，也就只能停留在“掌握生产客观规律”的空谈上了。
生产中不合理的突击现象是完全应当反对的。我们反对那种不顾工人健康，任意加班加点的突击现象，我们也反对那种不顾明天的生产，吃光储备，突击任务的做法。可是汪洪文同志是怎样反对突击的呢？机床一厂一年来的生产都是前松后紧，处于不正常的紧张状态之中，生产能力利用不足，废品增加，时时都有完不成计划的危险。汪洪文在生产前不作好生产准备工作，及至出现不均衡现象，他反而空喊“反对突击”，不去集中力量消灭薄弱环节。今年十一月，一车间干部、工人讨论改变劳动组织突破关键，汪向大家说：“你们这是突击”，给群众泼了凉水。十一月三十日，装配车间的精密度检查人力不够，车间临时抽调老工人增加三个检查组，保证完成产品入库的任务，汪见了却说：“这是突击”。汪洪文只知道“反对突击”，却不懂得采取合理的紧急措施保证完成任务，从中找到组织均衡生产的规律，从根本上消灭“突击”。苏联专家曾对工厂提出：“在苏联，工厂有完不成任务危险时，厂长就召集专业会议，订出措施，紧急动员，不能看着完不成任务，一点也不紧张。”今年在讨论增产节约问题时，机械局一位负责同志曾问他：增产节约同计划管理矛盾不矛盾？他的回答是有矛盾，因为“搞竞赛就要突击”。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工厂翻砂车间创造了增产节约竞赛同计划管理相结合的好经验，竞赛结果，提前三十七天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机床一厂的领导者采取官僚主义态度领导生产，在前松后紧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消极地脱离群众站在一旁反对突击，而不是带头积极动员一切力量突破薄弱环节，这已成为该厂不能按月完成任务的主要原因。
汪洪文同志还缺乏实事求是，克服困难的精神。他口头上强调质量，但不去认真采取各种技术组织措施来使产品达到质量标准。机械一厂担负着制造工作母机任务，产品的质量要求是严格的。该厂有些主要部件（如丝杠）曾长期达不到苏联标准，汪洪文没有领导职工克服困难，到八月份预定的日期，丝杠公差还没有达到十二道的标准，九月份依然没有做到，专家说：“你们主观太不努力”，专家具体地帮助制订了技术操作规程，并建议：“如再不按标准生产，产品就应当作废。”车间按照专家建议试制了二十根丝杠，结果全部达到苏联标准，有力地证明了工人完全可能生产标准产品。而在这以前，汪洪文却认为“从来就是完不成计划，厂长怎能逼着工人去完成呢？”他把加工车间能完成计划看作是“笑话”。他以为提高质量就应当降低生产的速度。汪洪文常提的另一个困难是：“新产品生产困难多”，这是事实，但是他却只在空喊困难而不去积极设法战胜困难，如工具卡具准备不足的困难曾延续一年没有很好解决，到今年十一月还没有作到充分供应，而另一方面，在生产上急需工具的时候，制造工具的车间却没有活作。汪洪文也常说：“工人操作不熟练，实行大批生产，工人就来不及学习。”可是机床一厂并没有组织工人的技术学习系统地总结技术操作经验，帮助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提高技术。
他常常强调“科学”，说：“生产是科学，不是热情”“热情是宝贵的，有钱难买的。但解决不了生产问题。”“生产不能直线上升”，他对记者说“人有热情，钢铁没有热情”。他的“科学观”就是崇拜落后。他说：“作业计划不能凭热情，要凭因素”，他列举的因素是“计划编制按出勤率百分之九十六，实际上只达到百分之九十一到百分之九十三；设备运用率按计划应为百分之八十五，实际上只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到百分之八十二；间断工时按规定每月一千七百个小时，实际上却是一万个。”他用这些因素来证明计划是凭热情而不是靠科学制订的。可是，有些更重要的因素他却没有看见。王文山领导的车间的第四工段，劳动生产率由三十五台份加工部件提高到四十五台份，出勤率由百分之九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五，可以按生产周期完成加工计划。在讨论国家计划时，三车间生产丝杠是六十小时一根，计划规定四十小时一根，现在只用三十小时一根，有的只用十六小时一根。丝杠加工公差，过去是五十道，由于工人的努力，降低到二十四道，后又降至十八道，十五道，现在已经达到了苏联标准。今年第一季度讨论国家计划时，工人作床头箱要七十六个小时作一个，现在平均十二小时一个，最快的已经达到九小时一个。汪洪文没有看见这些活生生的因素，因而到了十月中旬，他还说全年完成二百九十一台车床这个计划数字“不科学”。他对科学的看法正如一九三五年斯大林在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会议上所批评的，是“拚命把我国男工女工底技术落后性当作根据，专门指靠于这种落后性，把这种落后性当作出发点，以至于拿起这种落后性来耍把戏了”。斯大林又说：“有些人在那里谈论什么科学。他们说：科学底原理，技术指南和技术规则底原理，是与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要求新的更高技术定额的情形相矛盾的。可是，试问他们所说的究竟是那一种科学呢？科学底原理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考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断绝了关系，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如果科学就是像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的一种东西，那它对于人类岂不是早已没有什么作用了么”，什么是科学呢？斯大林说：“科学所以叫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象，不怕推翻过时旧物，却很仔细倾听实践经验底呼声。如果不然，那我们就会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汪洪文只是玩弄科学这个名词来掩盖他对新鲜事物的粗暴的阻挠。他把科学同热情对立起来，可是热情有什么可怕呢？先进人物，广大职工的创造的热情，可以使用同一工具，在同一机床上创造比原来定额高几倍、几十倍的生产率。正是工人群众蓬勃的政治和劳动热情，才能把科学不断地向前推进，成为改进与提高生产的物质力量。
社会主义企业一长制并不是给厂长以独断专行的大权，而是要求他按照国家利益办事，通过一长制来提高企业领导者对企业的全面领导，更大地发扬负责精神。汪洪文不是这样理解一长制，他是“又要集中权力”“又不积极完成任务”。一九五三年的工厂计划规定要给一车间一台摇臂钻。汪拖延不给。任务紧迫了，车间又要求借用基本建设部门一台摇臂钻。按机械局规定：如生产需要而又不影响建厂可由生产厂长和基本建设部门负责人协商解决报局备案即可，车间干部请副厂长批了条子又请示汪厂长，汪说要“考虑考虑”，并在同一条子上批示“不准动用”；总支书记提出意见，汪说：
“没有这台设备。”后经多次周折，才得解决，生产已受到了影响。三车间增加设备，车间主任指名要求增加两名车工，汪说：“谁教你指名要人的？”车间主任怕得不敢再去，派调度员去找汪，汪说：“你们再说调人，我就从你们那里调出两个来。”车间干部怕调人不敢再说。后来党委到车间发现了这个问题，商得副厂长同意，由二车间派去两名工人前去支援，但大家都不敢告诉汪厂长怕引起麻烦。一长制实际上成了家长制，很多干部不敢见汪，助理工程师关维均说：“我宁可受批评，也不找厂长。”汪洪文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大门之内，他对一个把门的人说：“来人找我时，没有重大问题就说厂长不在或者说厂长开会”，并说：“工人来找我多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叫他们到车间去办。”他没有通过一长制来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在一次党委会议上，他说：“任务完不成由我负责。”他在干部会议上表示：“完不成任务不怨你们，由领导负责，我带头进法院好了。”当时就有人提出：“你负责算什么，这是全体职工对毛主席对国家计划的负责问题。”很显然，这完全是一种消极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和一长制和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方针完全不同的。
党和国家给了汪洪文一长制的权力，但，汪洪文领导下的工厂却出现了严重的无人负责局面。他不放手使用副厂长主持日常生产。一年来管生产的副厂长换了六次，汪同每个副厂长都闹不好。他不深入群众了解生产实际，十二月份以前，很少下车间，专靠听汇报来领导生产，因此，他对生产上的一些指令常常是脱离实际，给干部造成“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的困难。
一长制要不要党组织的监督呢？这在汪洪文思想上是一个糊涂观念。他对记者说：“党、工、团下去都‘追部件’，搞不起生产秩序。”根据记者观察，党组织工作虽也有一些缺点，但，汪洪文同志应当站在正确立场上首先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主动地依靠党、工、团力量搞生产，而他却没有这样作，反而在旁边指手划脚说风凉话，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次市委派了工作组下去帮助该厂完成任务。市委工作组提出借用机械二十五厂和七厂的车床来赶作丝杠，调整该厂的设备能力，争取完成今年任务和准备明年一月储备量。当党委会建议汪去外厂交涉时。汪不去，叫副厂长去，又说，“副厂长没有时间”。后来市委工作组对他提出了意见，他说：“我去吧，不去不是太没有热情了吗。”“市委没成立调度室，你可以作一个大调度员。”交涉妥当后，汪又提出种种困难。他不把党的援助看作最大的支持，激励自己更好地工作，反而采取了极其不严肃的态度。在平时他对党委会的决议从未认真执行，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行政工作计划或总结交党委会讨论，今年他在党委会上一共作了五次行政计划报告，其中有两次是吵出来的，他今年只有一次正式向党的会议报告工作。党、工、团一些同志对生产管理的认识可能有不全面的地方，汪洪文没有积极提供情况和意见帮助大家统一思想，反而坚持了落后的意见；这就使一长制和党、政、工、团统一步调都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他把党的监督看作“事事干涉”，不了解一长制是永远也不能脱离党的监督的。失去党的监督，社会主义企业一长制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家长制。
机床一厂以汪洪文为代表的错误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反映。随着国家企业日益走向社会主义的管理水平，残留在企业内部的资本主义思想也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其与社会主义企业不能相容的丑恶性质。汪洪文的企业管理思想是同国家总路线总任务完全对立的思想，只能延缓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只有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根本上彻底清除这种思想，机床一厂的工作才能适应党和国家的要求走上正确的轨道。
机床一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应由此得到深刻的教训。一年来，许多同志对汪洪文的思想是有意见的，差不多每次会议，每件工作，每个运动都有争论。为什么没有解决问题呢？基本问题是党组织还不会从政治原则上去领导生产，或多或少放弃了党在经济工作中的思想领导工作，没有在社会主义企业思想与资本主义企业思想之间划清界限，因而不能从思想本质上揭穿汪洪文的错误。党组织没有充分地把思想工作当作党在企业组织中的首要职责，这就削弱了党委的集体领导，降低了党组织的战斗作用，把原则的斗争变成了个人之间的争论，造成紊乱的局面，损害了经济工作。机床一厂党组织个别同志当问题得不到充分解决时，有的提出：“不要吵了，作个决定吧，不论那个意见都行。”有的同志则滋长了“你不干，我干”的情绪。这是有害的。党组织进行思想斗争是为了树立社会主义企业原则，巩固社会主义企业的一长制。
最后，从这件事中也可以暴露各方面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今年，各上级机关派到机床一厂检查工作，进行重点试办的工作组或个人共有十四五起之多。对机床一厂的工作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来到机床一厂的人都知道机床一厂汪洪文有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有的工作组只发现问题，没有结合总路线认真检查该厂的生产工作和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有的只帮助作一件具体工作而不管其他，有的只是到该厂试验某一项业务经验，经验出来还没有在全厂推广就被带走了。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现在，十二月已经过了三分之二，时不我待，在紧张完成一九五三年全年生产任务中，机床一厂还存在很多问题，希望努力争取完成任务，并在学习总路线的同时，认真检查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从思想、工作到组织各方面都健康起来，迎接明年更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