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扬曾贬洪”说起 [复制链接]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探索与商榷

　　从“扬曾贬洪”说起
苏双碧
十年动乱之后，洪秀全从法家的桂冠中解脱出来，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领袖任人评说。史学界曾一度掀起了一阵“太学”热，仅是对洪秀全评价的文章少说也达数百篇之多。但平心而论，史学界的评价尽管有高有低，有褒有贬，绝大多数学者对洪秀全发动这场反清斗争，以及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二事，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近几年，“太学”热刚过，就出现了一股“曾国藩热”，恰恰“曾国藩热”又把矛头对着洪秀全，扬曾贬洪成了时髦的论题。当然，出现这种现象也不是偶然的，曾国藩作为近代中国颇有影响的一个历史人物，其思想主张是比较复杂的。在晚清他获得“中兴第一名臣”的称号，又为清王朝提出一些解决国内、国外矛盾的政策，使清王朝得以短暂的稳定，受到当时和以后一部分人的推崇；但曾国藩同时又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被称为“曾屠户”，而在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中，由于损害民族利益，又被称为“卖国贼”。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说明曾国藩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复杂性。辛亥革命的著名理论家章太炎对曾国藩有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说对曾国藩“命以英雄诚不虚”，而称他为“民贼”，“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见朱东安：《曾国藩传》）。看来，对曾国藩并不一定要作非此即彼的评价，只有把曾国藩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去分析研究，才可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因此，片面地扬曾贬洪，是缺乏历史根据的。至于不加分析地贬斥洪秀全，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毫无可取之处，如果成功，历史将大倒退……等等，显然，这些说法也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洪秀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他创建的拜上帝教，曾经导致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即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这场运动爆发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初期。其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正随着殖民主义者的炮火涌进中国，它既是侵略者掠夺中国和奴役中国的一种手段，又是激发人们去开拓视野的一种追求的意识和潮流。洪秀全是个乡村知识分子，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但在这种新的历史形势下，在中西文化撞击声中，他猛然醒悟过来，勇敢地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迎来天父皇上帝。并以此为武器冲击着中国的封建文化，提倡财物平均、政治平等、男女平等的主张，把牢固的封建思想的墙基冲开了一个缺口，为西学东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洪秀全思想资料的主体中，有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创建拜上帝教，原始动机就是想以教治道，改良社会，借以纠正当时那种“世道乖离，人心浇薄”的社会风气。当他看到所从事的改良活动收效甚微时，随即改变斗争方式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去，以推翻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为己任。当他看到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倒行逆施时，他断然命令自己的部队开向和外国侵略者作战的战场，并且郑重声明，要恢复完整的中国，一寸领土也不能例外。洪秀全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他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表现在他严厉禁止鸦片烟，表现在他积极支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表现在他积极主张发展对外贸易，万国皆通商等等方面。洪秀全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祖国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是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发扬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洪秀全是个过渡性的历史人物，他一只脚走进了新的历史阶段，另一只脚却还站在封建社会的污泥中没有拔出来。所以，他的思想在闪烁着环环光圈时，不免还夹杂着浓厚的封建糟粕的痕迹。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几乎每一个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思想家或政治家，不论他怎样杰出，在他的思想中，都必然是新旧思想并存，或者新的思想多些，旧的痕迹少些；或者旧的痕迹多些，新的思想少些。我们不能苛求前人，而是要把这些人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充分肯定他的闪烁着新的思想火花的部分，不管他们前进的路程走得多远，都是一种进步，都是开风气之先，哪怕只是在旧时代的土地上走出不大的一步，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洪秀全不可能一接受新的思潮，就和封建社会的思想一刀两断。在对洪秀全思想进行评价时，我们当然要认真地分析批评他思想资料中封建的、守旧的部分，并指出他的这些思想导致了他封建特权的膨胀和腐朽生活的滋生，最终导致这场运动的失败。但指出这些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绝不是为了从总体上否定洪秀全。应该指出，过多地去指责或夸大他思想中的封建糟粕，并以此来否定他思想资料中的闪光部分，那绝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缺乏发展地看问题的眼光的。
如果我们把洪秀全放在１９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阶段来考察。由于鸦片战争的发生和结果，中国的社会性质已经起了变化。外国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与国内的阶级矛盾，并列为当时社会的两大矛盾。因此，在这之后，凡是称得起进步的运动，都必然要担负起反对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反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两大任务。而太平天国运动，恰恰是爆发在这样一个历史年代，运动的发展也担负起了这样两个历史任务，这就使这次运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运动，区别于单纯的旧式的农民运动，使其成为一次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运动。洪秀全作为这次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思想轨迹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即从建立拜上帝教到从事改良社会的活动；从反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到走上反侵略战争的战场。而在经济上，他从反对私有制提倡平均主义到赞成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所有这些，都说明洪秀全不是一位单纯的农民战争领袖，而是一位有新的思想新的斗争思路的领袖人物。对洪秀全思想的剖析，应该着重分析他在这些方面的新的思想资料，以说明洪秀全的主要思想和行为确比前人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
当然，如上所述，洪秀全是一位新旧交替历史时期的过渡人物，在他的思想资料中有新的资产阶级文化成分，也有旧的封建文化的因素。由于新和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在洪秀全思想中都有所表现，有许多问题并不是一下子都能说清楚的，也不是用简单的数字可以表示出孰多孰少的。但是，历史的进程往往有个思想的新导向，人的思想在某一时期也应有个新的导向。洪秀全思想中的这个新导向，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以及和西方通商贸易，反对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并赞成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至于他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就根本没有普遍实行过，不好用来作为平均主义导致历史倒退的根据。
洪秀全思想资料中的这个新导向，一直到晚年，也没有完全消失，历史的见证，是他在晚年至少还处理了这样三件闪耀着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事件：一是亲自批阅了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凡在发展资本主义企业或办银行、邮政诸项，都批了“钦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是也”的字样；二是１８６２年前后，有个外国侵略者跑到南京向洪秀全献策，声称可以助洪击败清军，事成之后，平分土地。洪秀全加以拒绝说，我争中国，意欲全国，如果按外国侵略者的办，事成之后，引鬼入邦，如若不成，天下失笑。有着严正的民族立场；三是１８６２年１月７日，派李秀成率部第二次进攻上海，李秀成说他们之所以要进攻上海，是因为驻扎在这里的“外国人对我们破坏了信约！”“公然派本国军队，前来侵犯我国疆土”。对太平军来说，进攻上海无疑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举出这三件事，目的是想说明，洪秀全晚年尽管宗教意识、封建意识，已经使他失去进取之心，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原有的爱国思想却仍然存在着，即使在晚年，洪秀全也不能被完全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