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怎能不歌唱”——藏族记者眼中的西藏 [复制链接]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叫我怎能不歌唱”
——藏族记者眼中的西藏
本报记者刘伟
有一首西藏歌曲唱道：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
“我是西藏自治区的同龄人。”在１９６５年西藏自治区成立那年出生的藏族记者益西加措说，“自治区逐步走向繁荣进步的３０年，同样也是我在党的培养下不断成长的３０年，我目睹了西藏自治区成立３０年来的巨大变化，作为一名藏族记者，这支笔所能记录的，不过万分之一二。”
益西加措是《西藏日报》机动记者组的副组长，同时还兼任《光明日报》驻西藏记者。
益西加措出生在阿里最北部的一户牧民家。“在我们这个祖祖辈辈放牧为生的牧民家中，我是第一个读书人。”１９８５年，已在内地上了９年学的益西加措，从北京绕道新疆，第一次回到家乡阿里。当时正是实行责任制的时候，中央政府给予西藏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土地归个人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经过休养生息的西藏农牧区呈现一派生机。“我最明显的感受是家里吃上了大米白面，还炒菜吃，家里盖了十几间固定的住房，不再像过去那样漂泊游牧。家里有１０００多只羊，还有牦牛和马。附近的牧民和我家一样，普遍有收录机、缝纫机、牧民算帐也用电子计算器。”
１９８８年，从中央民族学院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的益西加措，分到《西藏日报》当记者，次年他被派往阿里做驻地记者。“我第二次回乡，首先感到封闭落后的阿里开始从传统的畜牧业向商品经济的畜牧业转变。家乡许多牧民买了汽车或拖拉机，除了放牧，跑起了运输。班公湖鱼很多，县里利用渔业资源，建了鱼骨粉加工厂。我们县的德汝电站附近，建了羊绒分梳厂和羊毛洗涤厂。
在阿里当记者的四年时间里，益西加措跑遍了阿里３０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写了许多在西藏有很大影响的新闻。他翻开自己几十万字的新闻作品剪贴本说：“面对发生在我家乡的巨大变革，作为一个藏族记者，叫我怎能不歌唱？”
４０多岁的旺堆和朗杰，是藏族记者的中坚。旺堆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西藏记者站站长，朗杰是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他们和益西加措不同的是，少年时期是在旧西藏度过的，对新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写的新闻稿更多一些亲身经历的对比。
朗杰谈到他１９７５年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回家的感受时说：“家乡的变化实在令人感叹不已。因为我是达孜县拉木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全村父老乡亲都来看我，给我献哈达，请我喝青稞酒。头一顿饭姐姐端来的是炒鸡蛋、手抓羊肉和米饭。我从没在家吃过这么丰盛的午餐；晚上睡觉时，铺的是新羊毛毯，盖的绸缎被面棉被。我原以为对我特殊，一看，家里人铺的盖的都是羊毛毯和棉被，不过有的被面是花布而已。”
过去，朗杰的父母都是农奴，分属两个贵族，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就租了庄园主几亩地，又到甘丹寺借了４克种子（一克相当１４公斤），朗杰回忆道：“不识字的父亲没想到这是高利贷，几年下来利滚利欠了８０多克。租地以后日子没见好转，反而欠了还不清的债。直到民主改革时，我家才知道，当初的４克粮种已变成２５０克了。若不是和平解放西藏，我们家恐怕一辈子也还不清寺庙的债。”西藏人民的生活现在是怎样的状况？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介绍自己今天的老家：全家６口人，有２５亩耕地，自主经营，每年生产粮食７５００公斤，有近百只羊、１５头奶牛、耕牛和其它牲畜；还有手扶拖拉机、播种机、脱粒机和磨面机。１９９２年第二次翻新扩建了住房，家中有客厅、卧室和经堂，还有厨房、储藏室、牧畜圈等。
“可以说是党把我培养成人的。”谈起往事，颇有学者风度的旺堆激动起来。“我五岁时母亲病重，当时姐姐去寺庙求喇嘛跳神，喇嘛说，保证死不了。等姐姐回到家，母亲已断了气，姐姐当时就昏过去。从那时起，我不再信神。１２岁时，我父亲又去世了。是党把我送到当时西藏唯一的拉萨中学上学，还享受甲等助学金。”
旺堆后来参军当了汽车兵，他说部队的生活磨练了他的性格和毅力。从广播学院毕业的旺堆当了十几年广播记者，还在西藏的报纸杂志发表过数以百计的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他的《家乡巨变》、《藏北有个那曲镇》、《班禅大师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等作品，以藏族的眼光，绘声绘色的描写，介绍了自己家乡西藏真实的变化。最近他的新闻作品集《西藏的述说》刚刚出版。他说，西藏有今天的繁荣进步，来之不易。党和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关心和真诚的帮助，每一个藏族人，只要他是诚实的，都能亲身感到。
作为老资格的西藏第一代新闻记者，次登今天还活跃在西藏摄影界。现在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西藏纪录片，大都出自他和藏族第一代电影摄影师泽仁、扎西旺堆和计美顿珠之手。
次登出生于四川巴塘一个藏族农奴家庭，家里非常穷。十八军进军西藏路过巴塘时，次登毅然参军，走上革命之路。“这条路把我带进一个光明的世界，使我和苦难的西藏一起获得新生。”
问到如何成为一名记者，随十八军走路进藏的次登笑着说：“纯属机遇。当时西藏选派几个藏族青年去新影厂学习，我有幸被选中。回到西藏后，我们拿起摄影机赶上了西藏平叛、民主改革等大事件，拍下了西藏变迁的历史镜头。
“用真实的镜头纪录西藏发生的一切，用藏族人真诚的眼睛诉说西藏发生的变化，是我们西藏新闻电影摄影工作者的天职。”次登深情地说，几十年风风雨雨，他和同事们跑遍西藏高原。１９８１年，次登和晋美背着器材，走路进了墨脱，“祖国的西藏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应让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知道。”几十天下来，他们带的胶片全部拍光。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重大事件，次登参与拍摄了１００多部纪录片。《我们的家乡西藏》、《今天的拉萨》、《日喀则》、《我们走过的日子》、《十世班禅》、《维修布达拉宫》等，都获得过政府电影奖，片子还翻成８种语言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行。
据西藏记者协会介绍，现在，在西藏从事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摄影和刊物出版的藏族记者已有１０００多人。他们勤奋地工作着，用自己的眼睛和手中的笔，展示西藏高原美丽的山水，介绍西藏丰富的民族文化，讴歌西藏日新月异的变化。